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新探

《西安事变研究》系列之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新探

如皋 蒋文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是谁，似乎早已定论。只要提到西安事变，人们往往都以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主张，并且“说服了张、杨二将军和东北、西北两军将士以及西北各界人士，接受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

最近有人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最早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是当时身居南京政府高位的冯玉祥。”[2]

本人根据西安事变有关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与史实不符，且于情理相悖。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这不仅是关系到蒋介石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试想，如果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一枪打死(这在激烈的枪战中是很难避免的)，抑或蒋介石在事变中自寻短见、自杀身亡，那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从何谈起呢?! 笔者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无疑应该是发动事变的当事人， 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直言之， 张学良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这从事变前后张学良的一系列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 ——这就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埋下了伏笔。

张学良曾于事变当日有一电报拍给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电报中说他“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3] 此电所云，决不是张学良在蒋夫人面前的虚情假意的告慰，而是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的真情实况的写照。

张学良自1928年12月宣布“改旗易帜”，归顺蒋介石以后，到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为止，其间正巧八年。这期间，张学良追随蒋介石，确实是“八年如一日”的。

1928年12月，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在日、蒋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毅然易帜，投靠于蒋，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大业，被蒋介石封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1930年9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应蒋之召，率兵入关占领平津，帮助蒋介石击败了冯玉祥、阎锡山等反蒋势力，又被特任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忠实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委屈求全、退入关内，又含羞忍垢、忍辱负重，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黑锅。

1933年3月，热河沦陷后，张学良听从蒋介石的摆布，代蒋受过，解职出洋，充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1934年春，张学良出洋归来，又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接受蒋介石调遣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积极拥蒋剿共。

1935年秋，张学良又奉蒋介石之命，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并代行由蒋介石亲兼的总司令一职，卖力为蒋介石打内战。

以上不难看出，的确“张学良过去和蒋的关系不错”。[4] “蒋介石当陆海空总司令，

他是副总司令，蒋介石当西北‘剿匪’总司令，他是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在中国第一个喊出‘拥护领袖’口号的是张学良，他对蒋介石表示衷心拥戴，绝对服从。”[5] 他不仅“拥戴蒋介石为领袖”，而且“一切唯蒋之命是听”，甚至“对蒋介石以父执视之”。[6] 连蒋介石自己在事变后跟杨虎城的谈话中也曾这样说过：“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他说服从领袖。”[7] 特别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事变发生前，国民党军委会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派驻西安地区情报站站长江雄风已发觉一些迹象，又从张学良身边亲信传出“兵谏”之说，就此作为紧急情报报告特务头子戴笠。蒋介石得知后竟还认为“这是谣传”，他“估计张学良决不会出此异谋。”[8] 可见蒋、张关系之深，直至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张学良还是深信不疑的。以致杨虎城在事变前一刻因张学良仍未到达约定地点，也不能不顿生疑窦：“张学良会不会向蒋出卖他?”[9]

这里顺便说一句，杨虎城虽然也是事变发动的主要当事人，但他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与张学良是不完全一致的。“杨知蒋的为人不可信赖，而且手段毒辣，不扣则已，扣则不轻易放他。纵然不杀他，亦必使他在政治上失势。”而“张对蒋是拥护的，且认为蒋的实力还很大，不可与争锋。同时对于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是不满的，惟恐他们上台执政，张宁拥蒋而决不拥汪。张亦知蒋是勾结美帝国主义的，但张亦宁亲美而决不亲日。所以，张虽扣蒋，始终未变拥蒋的思想，这一点与杨虎城是不同的。”[10] “如果按照杨虎城的办法干下去的话，恐怕蒋介石也回不到南京。”[11]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早在事变发生的八个月前(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秘密举行的延安会谈中，就曾明确提出过“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关系等也都由他一手包办。张学良根据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有抗日的存心的，蒋的错处只是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张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同时，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因而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张学良在会谈中还向周恩来表示：“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12]

由此可见，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只是为了“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这样的目的就决定了张学良不会杀掉蒋介石!这就为以后事变的和平解决埋下了伏笔。

二、事变过程中，张学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伤害委员长”。并采取各种措施“保其安全”——这无疑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前提。

正因为张学良“始终未变拥蒋的思想”，因此，他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是在多次苦劝哭谏均不能奏效而别无良策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关于这次事变的名称，张学良是颇费斟酌的。一开始有人提出叫“一二一二革命运动”，张学良认为既要逼蒋抗日，就不能用“革命”字样。后来有人建议用“兵谏”二字(谏，旧指封建大臣对封建君主的直言规劝，后通常用来指下对上的忠告)，张学良觉得，“兵谏”这两个字，虽然封建色彩很浓，但勉强还可以用。因为他虽然对蒋用“兵”，但仍然是把蒋当作上官来规劝，当作领袖来忠“谏”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蒋委员长能够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13]

在事变的部署中，张学良三番五次严令其执行扣蒋任务的东北军官兵，无论如何要绝对保障蒋介石的生命安全。

张学良在宣布“兵谏”计划时，反复强调我们把他扣起来，是为了“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14]

张对担任蒋介石“华清池行辕”守卫任务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15]

张郑重吩咐前往临潼执行扣蒋任务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16]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张学良还布置了刘桂五所部骑兵团参加扣蒋战斗。万一蒋介石逃跑，半百老人的两只脚毕竟跑不过如飞快马的四条腿。张一再嘱咐刘桂五：“一定要活捉蒋介石，决不准伤害他。”[17] 对刘的直接上司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也反复交代：“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你们可特别注意不要伤害他。”[18]

当前往临潼的扣蒋部队电话告知尚未寻得蒋之下落时，张学良对东北军和西北十七路军的两军同僚表明心迹说：“若找到委员长，我能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自己请罪，以增加他的威信而维持军纪，若找不到他，我便将头割下来，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反而引起内战。”[19] 张学良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确保蒋介石之生命安全，以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真可谓：“耿耿此心，可质天日。”[20]

正因为张学良对部下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伤害委员长”，一定要绝对保障其生命安全，因此，执行扣蒋任务的东北军将士仍言必称“委员长”，谁也不敢对蒋吆五喝六、造次胡来。

当蒋介石在骊山虎畔石洞口被找到时，孙铭九连忙上前向蒋介石报告：“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当时蒋介石不明真相，以为既然兵戈相见，肯定必死无疑。于是请求速死，要孙铭九用枪打死他。孙铭九仍向他如实禀报：“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21]

在扣蒋成功，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叫孙铭九集合队伍时，也向大家强调说：“咱们是为了抗战，对蒋介石还得有礼貌。”白给蒋敬了军礼，并报告说：“副司令派我来保护你的安全，请进城去。”[22] 在蒋进城之前，张学良为了防止他因想不开而发生意外，与杨虎城共同指派在新城大楼准备执行看蒋任务的西北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将预备给蒋介石居住的“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23] 由于蒋是在睡梦之中听见枪响而匆忙逃离其卧室五间厅的，故连放在床头茶几上的满口假牙也没来得及戴上。住进新城大楼后，蒋曾有一整天没吃一口饭。起初张学良担心蒋在绝食，考虑到“将来还得放他，不能使他身体吃亏”[24]，很着急。后来发现是他没有假牙没法吃东西，于是，张采取悬赏方法为其找回了假牙，给他戴上，并好言相劝，直到他开始进食，这才放了心。

新城大楼是个军营，整天吹号上操，影响蒋的休息，且又属于西北军驻地，张学良进出见蒋感到诸多不便，加之西北十七路军中不少官兵对蒋有些情绪，“张学良为了蒋的安全起见，又与杨虎城说好，命令孙铭九把蒋移到金家巷张公馆对面高桂滋的住宅里。”[25]

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采取各种措施确保蒋之生命安全，这无疑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前提。

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首倡和平解决，力促早日放蒋，并亲自陪蒋回京复职——这是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事变过程中张学良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地确保蒋介石之生命安全，决定了他“既无杀蒋之心，必有放蒋之日。”[26]

还在蒋介石于临潼被扣，尚未送达西安新城大楼时，张学良就曾明确地对杨虎城说过：“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27] 这就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张学良是倡导和解、决定放蒋的第一人。

蒋被送到西安后，张学良所做的头等大事就是与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指出事变的目的在于对蒋“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28]，劝其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这里，和平解决事变的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

接着，张学良又以个人名义或以张、杨联名形式向陕北中共中央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及各地方实力派发了专电，敞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呼吁各个方面的配合，示意他们协助和平解决事变。就连当时担任南京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也认为：“张、杨既于通电之外，复对余及中央诸同志各有私电，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机。”[29]

于是，这才有了12月13日冯玉祥致张学良的电报：“请先释介公回京”，并担保“约同知交多人”，到西安替蒋作为人质，“ 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而这封电报因被何应钦扣压，“至十四日尚未发出，冯亦并不急于发出此电，不过宋(美龄)、孔(祥熙)辈却急于要将此电发出去，因而何应钦才准许十四日下午予以拍发。”[30] 至于中国共产党表明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则比冯玉祥的电报更晚。因为中共中央考虑到保安(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地处偏僻，消息闭塞，不可能全面迅速地了解到西安的情况及国内外的反应，因此决定暂时不发表声明，一切事宜包括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在保安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均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31]

应张学良的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一行于12月17日晚行色匆匆赶到西安，席不暇暖，当即与张学良进行了彻夜长谈。张首先向周介绍了六天来局势的变化和各方面的反应，特别谈到了蒋介石被扣以后的表现，张学良认为，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并说，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这个意见表示赞同，并向张表明了“中共中央对于事变的意见，主张和平解决。这个意见与张学良不谋而合。因此张学良非常高兴。”[32]

以上清楚地表明：张学良不但先于冯玉祥而且更先于中共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蒋介石自己在《西安半月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述：“16日清晨，张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已将此间委员会(事变后，张、杨在政治方面建立了设计委员会)说服，原订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33] 这说明张学良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之前，就已经形成放蒋决定并当面告诉过蒋介石本人。蒋在17日给何应钦的停战手谕中也写道：“以近情观察，中(即蒋中正，蒋介石自称)于本星期六日(十九日)以前可以回京。”[34] 12月19日，张学良在给《泰晤士报》记者费拉塞的电文中，解释蒋为什么还未回京的原因时说：“他所以未恢复自由，这不能怪我们，我们在星期一(即十四日)晚上电请南京政府派员听取委员长的意见”，“使委员长能够回京复职，„„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则委员长早已回到南京了。”[35]

南京政府方面之所以迟迟无人来西安商谈释蒋问题，主要是由于亲日派何应钦作祟。当时南京方面确实是“戏中有戏”：何应钦主战，宋美龄主和。宋以“第一夫人”身份见何，反对武力讨伐，何骂宋是“女人家不懂事”；而宋则骂何是“东方佛朗哥”。[36] 由于何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实际是欲置蒋于死地，取蒋而代之)，致使武力讨伐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而主和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却一时未能得势。 由于张学良向周恩来表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意向，并得到了中共有力的支持，周恩来又帮助他说服了杨虎城。这样，西安方面在和平释蒋的认识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对南京方面的主和派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从而迫使何应钦不得不同意派宋子文、宋美龄以国民政府

代表身份前往西安谈判。至此，终于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12月23日，宋氏兄妹飞抵西安，开始了南京政府与西安三方的会谈。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经过两天谈判，最后达成了六项协议，其主要内容与张、杨通电的八项主张基本一致。因此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先倡导者，而且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主要决策人。谈判达成的这六项协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其人格担保履行这些协议。在此基础上，西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但在何时放蒋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撤军问题上，却与南京方面存在着不大不小的分歧：西安方面要求南京方面先将军队撤出潼关以外，再放蒋，而宋氏兄妹则提出先放蒋再撤军。

周恩来和杨虎城“都不同意贸然放走蒋介石”，力主让蒋“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37]。张学良感到国内情况瞬息万变，日本从中策动，汪精卫急于回国，亲日派还很活跃，稍一失着，就会出现想象不到的局面。因此，他主张不能拖延。加之决定放蒋的消息传出后，东北军、西北十七路军的一些将领情绪十分激动，联名请愿不同意就这样放蒋。有的人甚至提出：“捉蒋是我们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干脆先把他干掉!”[38] 这更使张学良意识到，如果再延长放蒋时间，“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39]。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放蒋，并不顾他人的竭力劝阻，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亲自送蒋回京复职，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终于使事变的和平解决得以实现。

对于张学良的这一举动，毛泽东在1937年3月1日跟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40] 张学良的这一举动，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41]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非张学良莫属。 诚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终实现，是由各个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共中央以及当时身居南京政府高位的冯玉祥在这中间都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作为和平解决的首倡者和起关键作用的无疑仍然是张学良。

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 捉蒋——事变由他首义；

放蒋——和解由他首倡。

张学良不仅以善良的愿望、惊险的手段，顺乎历史之潮流，挽救民族之危机，毅然发动了事变，以急剧的“兵谏”强力制止了已经启动的内战机器，使蒋介石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终于告吹；而且以抗日救国之赤诚、自我牺牲之精神，首倡和解了事变，并亲自送蒋回京复职，终于以个人之失换来了民族之得，以民族内聚代替了民族内耗，使事变成为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42] 也正如周恩来所说：“张学良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43]，他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千古功臣”![44]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功绩!”[45]

注释：

[1]、[17] 粟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参见《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

版社1981年版,第86页、第91页。

[2] 娄树石：《谁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早倡导者》，参见《中学历史》1987年第3期,第55页。

[3]、[14]、[16]、[21] 孙铭九：《临潼扣蒋》，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第218页、第217页、第222页。

[4]、[9]、[24]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第148页、第153页。

[5] 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17页。 [6]、[10]、[25]、[32]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参见《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3页、第52页、第30页、第33页。

[7] 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25页。

[8] 文强：《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

[11] 贝特兰：《First Act in China》，参见《杨虎城将军传》第191页。 [12] 申伯纯：《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参见《纵横》1987年第1期第32页。 [13]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参见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15] 王玉瓒：《扣蒋回忆》，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18] 汪瑢：《刘桂五扣蒋纪实》，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19]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20]、[34]、[36]、[37]、[41]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第160页、第137页、第169页、第177页。

[22] 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23]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26] 李英夫、刘鸿九、胡颐令：《傅作义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27] 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

[28] 参见1936年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

[29]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9页。 [30] 高光亚：《西安事变时在南京的冯玉祥》，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275页。

[31] 李海文：《周恩来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参见《红旗》1987年第1期,第28～29页。

[33]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国闻周报》第14卷第8集。 [36] 《一页历史的旧话》，参见《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53页。 [38]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39]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40] 参见1937年3月29日《新中华报》。

[4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8页。 [43]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参见《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75页。

[44]、[45] 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参见《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34页。

本文发表于《唯实》杂志1987年第5期(发表时有删节)，《文摘报》1987年12月19日摘登，认为提出了新见解；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1987年第12期全文复印；《党史文汇》1988年第2期摘登；《资料卡片杂志》1992年第23期摘登；《历史教学》1996第7期作为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