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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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讨论的是菲律宾社会特点是政治侍从，一个脆弱的民主过渡，多数当选的总统不愿意充分参与有关语言政策的议题和问题。“侍从”，我们指的是赞助商和主顾载客量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典型的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寻求前者的保护和取乐前者。侍从在菲律宾社会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认为，代表的是菲律宾人的世界观。在本章中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将绘制出侍从语言政策以多种方式影响菲律宾的政治制度。其中的后果之一是菲律宾7000多个岛经济繁荣程度分配不均。例如，吕宋岛比起棉兰老岛吸引更多的外资延续其发展。

导致现代化国家和地区有明显区别的部分原因（看第一章）还在于这个地方的历史地理。菲律宾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位于两大板块的交界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周期性爆发热带海啸、地震、火山、洪水、滑坡等自然灾害。这种地域分布阻碍了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改变和限制了经济发展的一种可能。这使得投资开发变得更加风险，由于消费物价指数徘徊在8.4%到15%之间，一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集中于43.4%，工业占22.6%，为官僚服务高达17.9%，贸易和工业却仅占16.1%，这使得四面楚歌的菲律宾的经济问题进一步加剧。上个世纪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8.6%到15%之间，使菲律宾的国际债务接近50亿美元。

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历届菲律宾政府推动和促进英语在全国的使用，重点抓住外国投资的机会，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菲律宾这种经济的发展也强调英语在精英阶层和和昂贵的私立大学和学院的使用。这些教育机构受经济上层阶级的保护，他们掌控着农业、劳工、大众媒体，“权利精英”（C.莱特米勒斯之后）掌控农业已经好几代了，除了由军事精英组成的儿童。这样，国内之间的关系以及菲律宾现代机构之间即西班牙、天主教、新教运动、美国政治机构、马科斯以及后马科斯时代的自由资本安排之间继续留有主仆政治和经济等级，主要原因是历时三个世纪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所致。精英幼儿教育注重培养多年以来菲律宾的主仆文化-西班牙征服者和美国殖民者的后裔和接班人。自从殖民时期以来菲律宾北部的历史被打伤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督现代化的烙印（布朗，1988 57）：

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情况又不一样。该区域自然资源丰富，投资相对水平比较高。然而，随着工业为菲律宾北部带去更多的利益，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徒定居到棉兰老岛，投资的流动使得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经济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次要考虑的是英语的使用和基督教之间密切关系，因为西班牙更大意义上四个基督教国家而不是英语国家。因此西班牙与基督教紧密相连而不是英语。起初政府的计划并不担心语言的本质但从政治这一方面看语言又与政治相关。如果语言是精英的一部分（如英语），那么对基层政策的实施语言可能会成为一种阻力。然而，如果英语被认为是与“前卫”“现代”有关，可能会受到MTV年轻一代的欢迎。事实上很明显，现在菲律宾的广播媒体在使用菲律宾语广播的时候穿插一些英语单词和短语使得改节目更具有吸引力。但我们你呢个指出边缘社区语言的特征吗？

在下面的引言中，布朗、辛西亚H.Enloe（Enloe, 1973,1980; Enloe and Ellinwood, 1980）争论到国家强制社区族裔确定身份的变量因素（包括语言和宗教）：

在菲律宾莫罗斯被分为不同的语言群体，也是区域和宗族的分界线。他们的种族社区意识开始发生变化，原因是他们在这个国家经历的共同经验。（布朗：1988:65）

因此，语言群体的划分使得这些社区的人萌发被压迫的意识，导致菲律宾南部Bangsamoro的武装分裂以及困扰与哥打巴托市的政治问题。(Kerkvliet, 1972; McKenna, 1998:269-275; Pomeroy,1963)

本章安排如下：简要的概述一下菲律宾的人口分布之后，我们将描述由菲律宾现行的宪法下的语言政策。各节表述的是为何没有将宪法目标转化为实际，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要指出的是缺乏宪法的连续性，自从美国殖民统治以来有四部不同的宪法。缺乏宪法的持续性恶化了这一事实，除了总管部门费迪南德E.马科斯（1972-1986）、卡帕加尔加罗约（2001

在位），菲律宾总统对语言政策已经完全不适应并持有怠倦态度。只有马科斯和阿罗约关注语言政策的重要性，在各自政府范围内积极、明确语言政策。因此，不同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作为现代化的菲律宾缺少一个强大的、受尊重的政府，同时还缺乏连续的、稳定的语言政策。

人口特征

菲律宾群岛共和国的人口特征为理解主仆关系的进化和其政治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大约有71.6万人生活在菲律宾7000多个岛屿上，水湾、水道、狭窄的海岸线群岛，沿海低地和山区相结合形成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总面积（如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约有92%的菲律宾人认为自己是基督教马来人，穆斯林马来人约4%，和其余一些微不足道的群体组成。这使得菲律宾成为世界上马来人最多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在亚洲基督教徒最多的国家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相比，马来人通常被认为是穆斯林教徒。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和南部与印尼接壤的岛屿这些地区的少数穆斯林教徒最近发现一些宗教场所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基地，并基于极端右翼解释“古兰经”的思想倾向。 图3-1 菲律宾的人口金字塔

从菲律宾的人口分布来看，由于受人口迁移的影响，吕宋岛中心穆斯林占多数，棉兰老岛主要是使用阿拉伯语的人口。这些移民虽然是自愿的，但都受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政府支持国内人口自由迁移的原因有三：（1）有助于缓解人口过分集中但资源丰富的吕宋岛的经济和社会压力；（2）有利于国家人力自愿的分布（3）有利于防止边缘化国家以基督教为主的伊斯兰国并发症的爆发。正如布朗（1988）等人预见的那样，内部迁移模式导致了不同种类的不和谐，因为这些人在吕宋岛工作后进一步加剧这一地区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差距，为解决相对贫困边远山区的问题更加困难。虽然这些经济差异不足以以公开的方式加剧菲律宾社区之间的矛盾，如高层次的政治暴力或暴动，同时安顿移民并没有起到减轻棉兰老岛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紧张局势的作用。

事实上，政治暴力的复杂度在移民和非移民之间可以降低，主要由以下两个因素的结合。第一，非移民和定居的人口倾向于参与政治，因为他们在马尼拉中部（吕宋岛）共同分享政治的紧张和不安。然而，这种政治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基督教移民抵消了许多，因为他们更乐于为自己的家庭赢得和平稳定的生活。这一情形导致对政治的冷漠。我们必须指出，穆斯林社区的政治激进主义并不意味着共和国所有的穆斯林教徒都要脱离政治。相反，少数伊斯兰教徒倾向于吸引新闻媒体的关注他们一贯的政治愿望和信念。然而，不幸的是，使得少数区域的人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菲律宾占大多数的马来-基督教徒。菲律宾的马来穆斯林往往掌控着这些地区的生杀大权，因此他们宗教的共同伦理固然不能作为安抚的力量。还有他们之间政治的不愉快在中部地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刚成立的团体的政治暴力活动影响却很大。这些活动包括引诱和谋杀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对天主教徒施以酷刑和强奸，并对菲律宾新的陆军和骑兵实施酷刑和屠杀，美国特种训练部队，如Recondo（侦查突击队）和Ranger。外国游客，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游客，作为整个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禄群岛和棉兰老岛恐怖网络收入也被捕获了，而且证据显示，大部分人质来自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伊斯兰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2001年纽约国贸中心的恐怖袭击后开始在国内扩大恐怖网络。现在看来的任务是给和平守法的穆斯林施加压力，使得他们的极端主义远离他们的政治动荡和暴力。国际关系和其他伊斯兰教原教主义的恐怖组织表明古老的伊斯兰教和现代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奇怪，这些团体往往把基督教和英语作为现代西方的标志。这种长期存在的鸿沟有其根源，卡帕加尔和马科斯两个政府之间的穆斯林分裂从未能平息。然而，这一形式进一步恶化。2002年4月21日，一系列的阿布沙耶夫恐怖网络爆炸事件造成桑托斯15人死亡，54人受伤，桑托斯位于棉兰老岛穆斯林占多数由基督教统治的地区。阿罗约总统

批准3000多名美国露营兵和1000多名菲军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如布朗之前提到的，虽然这一地区的语言群体存在差异，“经历着共同的国家经验”改变了“氏族和家族”的民族意识(Brown, 1988:65; Hawkesworth, 1988)。政治转变是由不同语言主旨确定的，民族认同强调的是宗教不是语言和肤色，本章支持普遍的看法：语言政策是现代菲律宾主仆关系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是失败，而不是马尼拉（吕宋）的赞助商和棉兰老岛的主顾的胜利。这场战争的特点是全球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鸿沟，因此使得种族关系沿着宗教线条被重新组合。因此，整个岛屿的人口分布主要历史、语言、文化的结果，以及中部岛屿（马尼拉）和重要的外围岛屿（棉兰老岛）之间的局部战争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

此外，语言政策连续失败，菲律宾一方面接受菲律宾语作为国家的基础语言，另一方面把英语作为其他的官方语言（见下文），另一方面，隐藏了中心和外围地区主仆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一个城市的分析因素，马来亚可能已经预感到农业外围的政治赞助商之间的关系受到城市机制主导关系的驱逐，国家对政治侍从的支配关系已经渗透到外围边缘地区(Rappa, 20015-17)。在政治实现方面，有可能继续削弱菲律宾珍贵的资源，致力于与vocal战斗，但野蛮的穆斯林社区整个人口仅占菲律宾人口的4%，相对于菲律宾的其他社区天主教、新教、汉语区、英语区、印度-菲律宾社区的，穆斯林社区的国民经济总收入低于这些地区。

语言政策

人们普遍认为，菲律宾至少存在八个主要的语言群体，从“主要”的地理区域上划分菲律宾的土著语言，即Bikol, Cebuango, Hiligaynon, Ilokano,Pampangan, Pangasinan，Tagalog, and Warray。据菲律宾官方人口普查（1960），使用这八个语言群体的人约占86.2%（亚松森，兰德，1971:678）。尽管，也许是因为，语言的异质性程度很高，在现行宪法下菲律宾的语言政策主要偏向于两种语言：菲律宾语言和英语。菲律宾共和国宪法第14条第七点强调：“沟通和指令的目的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是菲律宾语，直到法律另有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菲律宾的实际语言是菲律宾语，在马尼拉周围及其地区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语言。菲律宾一词来自短语“taga dog”，意思是帕西格河上的“居民”。尽管菲律宾存在多种语言，有80到120种，太平洋战争爆发四年后成立菲律宾联邦之前菲律宾语被选定为菲律宾共和国的“核心”语言（亚松森-兰德，1971:677，见下文）。

菲律宾的土著语言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家族语系，大约有80-120种语言和方言。这样看来，英语的广泛使用，导致土著语言的边缘化甚至消失。美国和平军队，例如，估计每年菲律宾约有三种语言/方言在消失。

英语是菲律宾另一门官方语言，不像菲律宾语，英语不是一门在国家建设中具有突出地位的土著语言，而是一门具有全球价值的进口语言。战后随之而来的美国新殖民统治在政治上强调英语的使用，导致大量的菲律宾人在日常用语中把英语融入到母语中。接近半个世纪后菲律宾政治上获得独立，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简单的英语，常听到人们在使用本地和区域方言的时候夹带一些英语单词和短语。因此，英语最初与美国的现代化和西方的发展模式相联系，现在已成为菲律宾一门主要的语言。英语在菲律宾广泛传播的结果是，15岁以上的菲律宾人有94.6%的人能流利的书写和阅读英语。20世纪60年代末菲律宾早期在使用英语上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具有优势。

有趣的是，在宪法之下的两种官方语言，英语作为一门外语（而不是土著语言）赢得菲律宾社会的接受。解释这一事实的原因之一是菲律宾共和国中央政府二十年的政府经验优势，在殖民时代强调英语的重要性。

缺乏宪法的连续性

是建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主权的重要体现。宪法标志着菲律宾的现代化，原因有三：（1）菲律宾现代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律包含了“菲律宾人”法律条例的愿望-当地人的主权是

传统文明的重要象征，因此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宪法中的法律条文并没有停滞不前，有四部不同的宪法在不断进化（见下文），从而说明“进步”、 “理性”是现代的重要特征；（3）西班牙和后来的美国移民定居菲律宾改变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在新的组织体系下实施不同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并控制当地土著人口的福利分配制度。

菲律宾本身的语言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正规化，历届菲律宾政府通过各种机构的法律基准点并没有使这些工具得到公平的运用，下一节我们将简要的讨论一下“政治体系。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菲律宾已经有过四部宪法。菲律宾语言政策的法律基准定格于（1）1899年的Malolos宪法，（2）1935年的联邦宪法，（3）1973年的马科斯宪法，（4）1987年宪法。这四部宪法提供了国家政策的发展历史-体现人们对权力的愿望Sovereign Universal Provider（1899），the Great Provider (1935), through Divine Providence(1973),以及through Almighty God（1987）-至于官方语言、区域语言和方言是在上个世纪。

1899年的Malolos宪法第93条是这一年的1月26日签署的，例如指出菲律宾语言的“使用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对语言的使用不能收到法律的约束，只是在公共场合和法庭上收到约束，这些场合有时也可以使用西班牙语。”1899年宪法也没有提到其他关于语言政策的概念。因此，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殖民政府的支持下，西班牙长达350年统治时期没有任何一门国语或官方语言需要认定，西班牙语对每个菲律宾人和外国游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尽管西班牙语受法院立法，宪法明确拒绝规范语言在菲律宾的使用。虽然这可能被认为是尊重个人爱好的一种美德，但同时也意味着没有试图建立一门具有国家认同感的一门语言。1899年宪法中的任何一条条例都没有包含官方语言的重要性。因此很难辨认宪法制定者是否对一下几个方面感兴趣：（1）除西班牙语外没有一门主要的语言方便政府和交流（2）受到语言复杂程度的恐吓（Tollefson 1991:141指出）从大量的方言中选择一种方言引入很多的困难。

然而，36年后在1935年的宪法中将会出现立法理念和记载官方语言。使用官方语言的举动是现代项目本质的反映。1935年联邦宪法（菲律宾共和国）第三章第十四条是于1935年5月14日获得批准，“国会将一步一步的基于母语的基础上发展和采纳一门共同的语言”，这是菲律宾历史以来的第一次申明。这意味着，朝着这门母语前进，这门语言不仅成为共同的语言还会得到国会的支持，因为国会代表的是选民的权利。

政治选择遇到一个难题。菲律宾法律制定者继续困扰于在所有的非边际语言中选择一门理想的语言。这是困扰于大多现代政府的一个难题。这是一种政治选择并非单一的或是一种逻辑选择。这种政治选择关乎到权力的行驶。我们将会看到，在立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不仅仅作为一门“官方语言”而且作为一门“国家语言”在使用的速度和有效性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作为现代性的标志这很重要原因是民族国家的固有主权不可分割这一概念是在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平协定（威斯特法利亚和平条约）后建构的，就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西欧地图。现代国家的标志不仅是国歌、国徽、民族、一些相似的爱国歌曲、民族关系、国家座右铭、民族吉祥物，同时还有民族语言，民族语言必须是人民主权的化身，以及国家必须保护人民主权。在菲律宾，殖民者把临时语言看成是一门民族语言，但只是为了方便把菲律宾由联邦国家过渡到民族国家。这些语言被指定为是为了适应政治、社会、经济变化，为起到调节作用而使用的一门语言，也就是说是一门民主过渡语言和现代语言。有趣的是，1935年宪法中的这一张继续讲到：“知道另有法律规定，否则英语和官方语言继续作为官方语言使用。这是1935年宪法有关语言政策的总规则指出的唯一一点。”

人们不会因此把菲律宾的现代化阶段的一门方言与菲律宾的变革和过渡语言相联系，而是把它与过去的菲律宾相联系。它只会认可与菲律宾语以及1973年后的菲律宾语相一致，1973年（修订），1987年宪法至少会证明使用一门主要的方言或是民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重要性。1973年1月17日根据费德南E.马科斯总统第1102号文件公告，1973年宪法获得

批准。根据第三章第15条第2款总规则规定“国民大会应该分步骤发展和正式采纳一门民族语言作为菲律宾语”。然而，本节第三段指出，“知道另有法律规定，否则英语和菲律宾语将被指定为官方语言”。从菲律宾历史上来看，语言目标或是政府的语言理想和官方语言的短暂语言形式在法律上的区别是明显的。因此，1973年的马科斯宪法之下，“菲律宾”被指定为理想的语言形式，颁布菲律宾语为国家暂时的官方语言。1973年宪法没有其他提到有关“语言”的条例。

20世纪70年代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后尽管受到美国和东南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盟的缓冲但随后还是引发了OPEC石油危机，使得马科斯政权在政治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阻力。在我们看来，马斯科政府与1976年修订部分宪法，是马斯科政府政治高度戒严时期，以及反对专制统治、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导致不断增长的政治压力所致。然而这些修订不足以平息政治暴乱。十年后，1983年Benigno 'Ninoy' Aquino参议员被刺杀，最终导致1986年2月总统的仓促选举。这时菲律宾前议员的遗孀阿基诺以及萨尔瓦多劳雷尔的“人民力量”推翻马科斯政府及（一部分）亲信。马科斯“政府”的结束导致1987年末新宪法的创立。1987年宪法第十四章明确规定菲律宾的官方语言为菲律宾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可在原来的基础上自由选择发展。为了交流和指令的目的，菲律宾的官方语言是菲律宾语和英语。我们看到对于发展中的现代菲律宾依赖菲律宾宪法和法律条文是必要的，但这种策略却远远不够。菲律宾政治的弱点很大一部分上是缺乏法律的实施。这样看来，菲律宾在长时间的民主转型时期留有很多糟糕的痕迹。显然，仅仅通过政治机构和民主管理机构就想获得在民主和经济方面的胜利是不够的。因此这个问题很大一部分是根植于菲律宾政治历史上的侍从关系，即我们现在将要讲到的问题。

3-4 政治侍从

侍从是指赞助商（占少数，资产阶级）与主顾（占多数，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像自由主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菲律宾群岛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这是一部政治小说；人口经济统计学证明在菲律宾实现这一点还需要很长的路程。在菲律宾社会呈现分阶层的状况，富裕和有权利的人口仅占5%，拥有最多的生产要素；另外有8%-10%的资产阶级，剩余的85%-87%的属于低下的工人阶级。赞助商在人口构成中扮演礼物馈赠者、特权、商业制造和政治关系的角色。在拉丁语中赞助商的意思是“父亲”。因此，一名优秀的赞助商必须关心他的主顾。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天主教（介绍由相同的殖民者命名的岛屿）以及信仰守护神的指导。侍从的影响力和非正式的链接通常是由家庭纽带和几代人的关联导致的；旧的侍从可能继续存在并呈现多样化，新的侍从可能会在农村和城市人口之间出现。

这种主仆关系是构建菲律宾意识形态的关键点，构成他们对社会工作的期望和理解。可能在西班牙350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就已经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鉴于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记录，在伊比利亚征服者下他们对生活的需求，今天居住在菲律宾的殖民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前景。因为西班牙人正在为寻求在香料贸易中获得利益寻求主顾，一些残酷的手段影响了宗教和西班牙国王的名誉。在西班牙统治下，法律制度和当地的政治文化的出台也呈现出一些专制制度的惩罚制度，不提供任何物质奖励，难以激发土著居民在身心上和心灵上的热情。因此人们越来越依赖非正式协会以勉强维持生计，而天主教教更多的是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以现代的方式激发人们的乐观情怀，希望作为今天一门新的宗教。几个世纪以来菲律宾一直是个农业国家，无论谁想在身体层面活下去过的耕地是最关键的。人口的增长与固定的耕地成反比，使得人们在短时间内得到更少的土地。大量的农民阶级“虚拟的菲律宾农民”

将花大量的时间在土地耕作上与世界上最脆弱，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做斗争。因此，耕地的可用性不仅是有限的，并且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限制了早期农业和捕鱼业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从以前的讨论中总结出语言持续发展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的几个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和地理区域；（2）大量的人使用这一语言并把这门语言一代代的相传；来自国家机关、准国家机构、文化团体、宗教组织的正规支持（通过法律法规）；（4）赞赏语言某方面的功能和价值以及应对现代化挑战的效能。这些条件的差异导致语言发展不平衡，语言政策就是为了控制和修改语言之间的不平衡。换句话说，菲律宾的语言政策无法逃脱之前的地方的影响如赞助商-主顾之间的关系。 菲律宾侍从政治的存在是因为菲律宾人之间长久的权利分配不均的存在。例如，西班牙男性和中国移民女性通魂创造了混血并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新文化。虽然这促成了西班牙帝国的衰弱和灭亡（同时荷兰和英国的崛起），但同时也为本地一小群但受到很高教育的精英创造了空间，在岛上成为西班牙帝国的继承者。1898年美国用$800，00从西班牙手中购买了菲律宾，因为美国人在土地改革中变得很贫困，菲律宾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

菲律宾在这种侍从主义文化下开始承受负担了，削减所有的形势社会和经济阶层。亘古不变的侍从关系可以从西班牙长达350年的统治三个不同文化时期看起，美西战争致使美国使用之前的政治意识如天赋人权、门罗主义、明确的愿望，美国在亚洲建立对7000多个岛屿的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诞生了第三帝国即日本帝国军。这是四世纪以来亚洲征服者第一次踏上这个岛屿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命名的岛屿。日本对其占领的时间比较短并处于权力真空时期，因此其语言政策、语言知识、或者是什么后续政策对其语言产生影响。美国人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看到知道今天仍以法律的形式重视英语口语和书面书写。虽然外国统治分为三个不同时期，西班牙和日本殖民的残酷统治不仅导致菲律宾人们对其政治快速连续的排斥，人们也排斥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菲律宾人通过文化和其他政治手段（如历史上通过革命反对西班牙）联系在一起而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因此，菲律宾现代语言政策似乎仅仅停留在纸上讲述其地位，只是政治上修饰宪法公约的一种形式。

3-5平衡现代侍从

侍从政治激发人们对菲律宾语言政策的研究兴趣。有趣的是菲律宾的民主制度落后，尽管大多东南亚国家都在民主机制下发展其经济和生产力，尽管菲律宾与美国和欧洲紧密相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菲律宾失败的关键是坚持侍从政治没有成功的与现代化挑战进行洽谈。

我们在介绍章节中提到，由前现代化转向欧洲现代化的特点是打破封建制度。打破这一体制的动力之一是重视理性和个人权威的价值。总之，理性和个人权威强调的是个人的长处和能力。相比之下，侍从与现代化截然相反，侍从是基于恩赐关系。换句话说，侍从是封建主义的一种形式。侍从与过去相关，现代化则被看作是未来之路。

如果我们看到侍从给选举带来的影响我们将会发现其引发的一些困难。例如， Kongreso and Senado基层代表支持修订和重新制定宪法的那些人，使他们的政治基于非正式的、个人的、主仆关系削减民族语言。使用任何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想要获得选举的胜利，想要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取决于在民主选举时期与个人的身后关系。因此，候选人个人的优点在菲律宾社会面临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时将会消失。正式的民主政治体系扮演的是非正式的、个人政治和侍从的功能。

3-6 工具主义，替换和互补

替代和互补是指在亚洲现代化中内在因素和西方元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三种关系。就菲律宾和菲律宾语而言，问题出现在区域方言在何种程度上被英语取代作为菲律宾现代化的一种工具。不同于被引进的西班牙语，英语的价值和功能并不是被强制引进菲律宾社会的，而是作为一门交流的中立语言被引进的，将阻止土著语言的边缘化或是提升某一门土著语言的地位。英语明显的价值是作为现代化语言掩盖其他的代理语言和调节语言，英语中立的基础是它代表的是中上层阶级和权利精英。Tollefson对菲律宾的语言、阶层、权利进行分析时暗示到具有很高地位的人都把英语作为教育语言(Tollefson, 1991)。不过，虽然是这样，英语不可能完全取代土著语言，因为参议员和众议员希望确保不间断的关系和确保其政治（政治成分）不仅仅是由英语起步。相反，他们必须深入到使用方言的地区。因此，英语在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政治层面仍是关键的一个环节，例如外国在他们选区的直接投资，事实上，他们的他们的成分，当政治家试图与政治成分相联系的时候，并没有把使用英语作为一种政治禁忌。因此，虽然在现代国家层面上使用英语作为一门“中立”语言在全球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从地区政治上考虑使用英语是没必要的。

在现代菲律宾的背景下，语言（英语）可以被看成是允许进入的一种社会商品和传统的价值库（菲律宾语/菲律宾）。因此，Tollefson提到：

当语言成为就业和高等教育的门槛时，语言可能成为维持不平等和霸权强有力的工具。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菲律宾，英语与僵直的阶级结构相联系，阶级结构的特点是极端的富裕和贫困（Tollefson，1991:136）。

Tollefson所指的不平等主要是指政治侍从中的财富和权力的差异。还有，在某种程度上语言作为现代化的一门工具指的是有关语言本身的灵活性程度-语言本身的一种反身代词-在某种程度语言可能是为了适应教育体系、当地宗教、全球或本地经济的要求，如下语录： 菲律宾政府明确认识到英语在吸引国外投资方面的重要性···马科斯政府列出英语和菲律宾劳动力之间的竞争，随着劳动成本的降低是外国公司投资菲律宾的特殊原因（Tollefson，1991:139）。

因此，目前语言政策的目标是促进英语和菲律宾语之间的互补关系，前者主要服务于大量的工具主义者目标是确保国际经济竞争力，后者主要服务于民族认同。然而，抵制英语工具的可行性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的，因为“菲律宾左派，自从1930年以来一直反对使用英语，亲睐菲律宾方言，因为方言更有战术价值。” （Tollefson，1991:147）对于群体很小但有自己语言的少数群体如菲律宾左派，英语和菲律宾语之间被看成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左派希望菲律宾语取代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后开始设想菲律宾语的使用，地方一级的各种方言作为补充语言使用。

然而，菲律宾语作为国家级的潜在功能是有限的主要是因为使用菲律宾语的人数很少。比起菲律宾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来说这个团体并没有对霸权构成影响，实现菲律宾土著居民把菲律宾语作为民族语言仍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目前，国家基本上可以重现英语作为菲律宾传播科学和数学的重要媒介。这反映了国家接受英语（超过菲律宾语）作为现代媒介的重要性，尤其对教育发展和语言发展的重要性。但有趣的是作为语言的媒介不仅仅局限于英语。例如，卡帕加尔阿罗约政府最近的教育包括普通话课程：

总统下令高等教育委员会在高校课程中把研究普通话作为一门可选的语言。卡帕加尔

说，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做多的语言，汉语可能会改变菲律宾之间的贸易、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菲律宾独立日庆祝活动在中菲商业俱乐部圣士提中学举行，卡帕加尔阿罗约在菲律宾国旗升起的演讲中说道：“作为现代化的菲律宾人不仅要学会书写和使用菲律宾方言、英语、菲律宾语，同时还要掌握世界上更多的语言。”科鲁兹·马尼拉的大学和学院提供了一些外语选修课如西班牙语、阿拉伯语、Nippongo、法语以及数十亿人使用的普通话。

3-7 平衡现代菲律宾的失败之举

因此英语和菲律宾土著语言之间的关系阻碍了英语作为现代化的代理，次区域语言之间作为现代化的阻力是人们更好的理解语言的功能价值和功能作用，前者主要作为全球现代化交流的主要手段，后者主要作为组织间、内部民族、区域间交流使用。因此方言在现代社会中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种官方语言之间的对比，英语和菲律宾语，作为后进现代化民族国家英语的正确政策是继续在技术发展和创新方面发展扮演重要的角色。1987年宪法是在前一部宪法的基础上起草的，增加菲律宾人连续性的思想意识，或许菲律宾国家和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是更大意义上的全球范围内德变化。新宪法还希望包括各种规范的变化，以防止类似于马科斯政府的死灰复燃。菲律宾新版本的宪法即“1987年宪法”，根据第二章的原则和国家政策规定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国家。这反映了人民代表对民主概念的信仰以及反对权威和专制，尤其是在马科斯政府统治之后。无论最终是否成功与否，侍从关系是一项漫长艰巨的过程，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意义重大，在美国统治时期解决土地分配问题是失败的。

宪法法律也是现代菲律宾的标志。这就意味着英语和菲律宾语享有较高的地位，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公共政策中别列为官方语言。但这也导致了以合法的法律理由替换7000多个岛屿上的其他本地语言以及8个主要的语言区域群体。这在宪法第十四章中的好几个部分都有体现（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例如第一节中强调“国家应该保护和促进所有公民素质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步骤为促进这一教育做贡献”，第六节强调菲律宾的国家语言是菲律宾语。在菲律宾现有的语言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其他的语言，除法律规定外，国会可能会意识到应该采取一定的方法来启动和维护菲律宾语作为官方交流的媒介语言和教学语言。这样法律不仅可以限制限制其他语言获得更多的国家资源的可能，也反映了少数使用菲律宾语人对长期统治国家的信心，至少从1936年制定联邦宪法开始。帕西格河沿岸的居民对语言的起源可能很谦逊，但从那时候起他们获得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①。在现代菲律宾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并不是说其他的语言在菲律宾的侍从关系中没有影响，正如我们之前在菲律宾之前总统的讨论中提到的。因此，目前菲律宾的官方语言存在一个合法的不平衡基础-政治权利的不平衡上升和下降的这种指标，语言学家政治命运的兴盛和衰落-最终一个替换另一个。这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新形势，只有母语才能成为“国家语言”。菲律宾法律的特别之处是存在一种墨守成规的替换作为自身的一种夸张形势。让我们解释一下1987年宪法第14章，菲律宾这种墨守成规替换的存在是因为把宪法作为一辆车去取代其他的本地语言。菲律宾语的存在不是一门原始的、土著语言相反是建立在菲律宾方言、马尼拉方言、吕宋岛南部的方言的基础上。根据宪法第14章菲律宾语本身夸张形势的存在是因为菲律宾语的持续发展，除了在“现有菲律宾语和其他语言的基础上”发展和充实计划。

3-8 总结

本章中我们已经我们已经讨论了菲律宾的语言政策与欧洲大陆的侍从关系跨越的是语言、阶层、种族、宗教以及现代菲律宾区域的隶属关系。这是因为只有少数菲律宾总统在办公的时候才会优先考虑语言政策。还有一个原因是菲律宾总统的权利比实际上更大。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律宾总统的仪式功能比其实质性功能更重要。比起行政角色（总统作为

政治领导人）来说名义角色（总统是人民象征性的领导）的政治特征更重要，这个时候总统在直接统治时的效率更低，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参与者在间接统治方面更有效。与美国总统相比，情况正好相反：行政角色的政治特征比名义角色更重要。这体现在总统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内领导者（国家的经济功能）也是一个强大的世界领导者（国际政治功能）。这种截然相反的主要原因是菲律宾经济的落后和菲律宾不同的政治文化。

在早期发展了民主和侍从，菲律宾正式民主结构的存在是作为一个多元的非正的个人政治侍从的功能，后者的变化由其他因素的变化所引起。也就是说菲律宾的政治倾向于基于个人关系中的赞助商、主顾的语言能力、语言修辞和口语技巧，如果候选人的法律、医学、语言学、经济学、语言、社会和政治科学这些科目的成绩不重要那么做种决策者的这些成绩很重要。这就是阿基诺和约瑟夫塔斯阿萨达能当上总统的原因。还建立在美国殖民城市的传说和信仰（阅读菲律宾）任何一位美国人都可以成为美国总统（阅读菲律宾）。

1946-1965战后这段时期没有表现出任何有关语言政策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辩论，除了教育范围和官方语言和区域语言的对面使用。这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是1973年得马科斯宪法和1976年的1973年宪法修正案见证了语言二元观点分裂的一场运动，为了区别理想语言（Filipino）和过度语言（Pilipino）之间的差异加剧了本地语言和外语之间的鸿沟。然而菲律宾的政治文化将在元帅法（1972-1983）中发生巨大的变化,1986年EDSA发动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人民权利”运动，以及半世纪末第二次“人民权利”运动。尽管马科斯介绍了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包括他自己的政治计划和议程，最初他创造性的构想菲律宾的未来，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他贪婪的想征服现代资本主义。如果马科斯没有留下这种笔直狭隘的政治课程，他就不可能使用菲律宾语的这个国家在其漫长的掌权时期取得成就。

他政权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政治体系的腐败以及刺杀政治议员阿基诺，马科斯政治愿望的落空-政治神经的损失-他放弃1983年元帅法以及释放政治犯。

在菲律宾，仍然重视当地语言的传统信仰、文化和天主教，这些东西维护了政治侍从和权利分配不均。鉴于这一情况，国家语言如“菲律宾语”或外国语言如英语是不可能取代英语的。

就语言的文化功能而言，语言工具论和语言替代已经根植于“个人就是政治”体现的是现代菲律宾的显著特征。政治关系继续维持着个人和小团体之间的关系，跨越的是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不是基于国家的政策输出和其他有关国家的商业企业的政策的基础上。联盟和机构之间发展于奖励和惩罚体系上。尤其是土地关系，政治侍从可以说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上的历届菲律宾政府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失败加剧了地主阶级之间利益的争夺并导致土地的分配不均。美国殖民主义有效分配更低政策的失败加剧了加剧了阶级结构的不平等，少数个人和家庭变得更加富裕，减少了大多农民不如现代化的机会，但偶尔也会听到富裕的赞助商通过大量的媒介传出政治要求。除非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着处理侍从意识-并且任何尝试都必须认识到土地问题-现代菲律宾的语言政策注定要卷入本地变幻莫测的政治漩涡中。

3-8 注释

①

从不同的条件下有人说“使用菲律宾语的人都是富裕的”，这一点也必须忍受这样的事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富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