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０．５ 论古典诗歌注释的引证原则及其互文意义 周金标 ［摘要］ 引证是中国古典诗歌注释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它为李善《文选注》所开创，被 历代继承并成为最重要的诗歌注释传统，原因就在于这种方法适应了诗歌语言的“祖述”本 质，亦因此决定了其特点和原则。西方盛行的互文理论是引证的方法论基础，但中国古代 《文心雕龙》及一些诗派已经叙述或暗示了这一理论意义。 ［关键词］ 引证；诗歌注释；互文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４７６９（２０１０）０５—０１６８—０５ 中国古代悠久的诗歌注释传统中，所采用的最主要手 名物为对象；章句体是以分章析句为中心任务，以汉代赵 段就是引证。所谓引证，就是援引旧文、旧注和故实等探 岐《孟子章句》和王逸《楚辞章甸》为代表；义理体以 明词语源流，以达到注释语意的目的。自李善《文选注》 建立理论体系为目的，而不以字词句为重点，包括南北朝 开创这一体例之后，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注本最为广泛使 时期的义疏体和唐代的正义体等，像皇侃《论语义疏》、 用的一种注释手段。自宋至清，诗歌注本林林总总，注家 王弼《老子注》和孑Ｌ颖达《五经正义》等皆是代表；史 始终将李善《文选注》及其引证方法奉为圭臬。历代学 传体以补充史料为中心，以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 者虽然意识到引证的重要性，但尚缺乏理论意义上的阐 《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等为代表。① 述。本文就此点作初步探索，谨献刍荛。 李善《文选注》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注释体例，即引 证式。它以引证出处和钩稽故实来达到注释本文的目的。 一、引证的历史 以卷２１左思《咏史诗》第一首前六句为例： 古籍的注释历史源远流长，但在唐代之前，主要局限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注日：“《礼记》日： 于经、史、子书，诗歌虽也产生了像王逸《楚辞章句》 人生二十日弱冠。王粲《车渠梳赋》日：援柔翰以作赋。 和一些单篇诗文赋的注释，但数量很少。经、史、子书的 孔融《荐祢衡表》日：英才卓跞。跞与荦同。班固《汉 注释体例，主要是训诂体、章句体、义理体和史传体。训 书・司马迁－赞》曰：刘向、扬雄，博极群书。” 诂体以《毛诗诂训传》为代表，特点是以解释字、词和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注曰：“贾谊作《过秦 ①关于注释种类，至今未有明确界定。汪耀楠《注释学纲要》按注释内容分为文字注释类、章句类、义理类、综 合类四种；冯浩菲《中国训诂体式分类》一文（安徽大学古籍所主编《古籍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分为８大 类５８小类，而其《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一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二编第二章“注释体”分 为３２种；黄亚平《古籍注释类型刍议》（《西北师大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分为词义、章句、义理、史传、音 义五类。上述几种分类均未充分考虑到集部注释尤其是以李善《文选注》开创的引证式注释特点及其悠久传统 和庞大规模。 ［作者简介］周金标，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江苏淮阴 ２２３３００。 ．１６８・ 论》，司马相如作《子虚赋》。” 明代由于学风空疏，加之注本多采评点形式，故引证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注日：“《长杨赋》日： 永无边城之灾。《汉书》日：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骑 射。《音义》日：箭，镝也，如今呜箭也。《汉书》：高祖 日：吾以羽檄征天下兵。” 方法较为冷落。清代是引证式的鼎盛期，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注家普遍而明确地提出以李善《文选注》的引 证式作为注释体例。例如朱鹤龄注杜诗，其“凡例”日： “凡征引故实，仿李善注《文选》体，必核所出之书，书 这里引证了《礼记》、王粲《车渠杭赋》、孑Ｌ融《荐 祢衡表》、班固《汉书》、扬雄《长杨赋》、《汉书音义》 六种文献，就文献性质而言，涉及经、史（包括旧注）、 则以最先为据，与旧注颇别。” 就连康熙年间的《御选 古文渊鉴》、《御选唐诗》，《四库提要》明确宣称其“用 李善注《文选》例”。其余像仇兆鳌《杜诗详注》、蒋清 翊《唐王子安集注》、闻人俊《古诗笺》等莫不如此。二 集三部；就注释对象而言，“弱冠”、“柔翰”、“卓荦”、 “群书”、“边城”、“鸣镝”、“羽檄”属于考证词语出处， 亦即语源或语典；“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两句属 于考证事典。 这与传统的注释方式有很大差异。它引证文献，并不 直接对原文字词句进行训诂或解说，所以较上述几种体例 更有难度。它需要注家十分熟稔古代各类文献，在浩如烟 海的典籍中选择与文本字面、含义和情境均对应的字词， 显然这是～项艰苦卓绝的工作，非浅陋之人所可轻任。李 善在当时号称“书橱”，博识强记，《四库提要》谓“李 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复注，有三注、四注者”， 可见成书之艰辛。 但这种体例的使用不始于李善，蔡邕注释班固《典 引》一文，即分别引证《论语》和《左传》等文献来解 释原文而无解说，实际就是引证式注释。但蔡邕的注引证 文献很少，只有ｌ７次，范围也局限于《诗》、 《书》、 《易》、《左传》、《论语》五种，未脱汉代“以经证经” 的藩篱。李善对蔡注作了增补，范围扩至经、史、子、集 各部，引证８１次，文献种类达到３Ｏ多种，极大丰富并发 展了引证式注释的手段。据骆鸿凯《文选学》统计，《文 选》李注引经部共２１５种，史部共３５２种，子部共２ｌ７ 种，诗歌共７９８种，以上四部凡２３类，１５８２种，另有Ｉ１３ 注２９种，总共１６１１种…。李善的大规模引证，正式确立 了引证式注释的体例，并且树立了崇高的典范。 此后，唐代颜师古《匡谬正俗》、李匡父《资暇集》 和丘光庭《兼明书》等著作均褒扬李善注。宋代学者对 李善《文选注》评价甚高。南宋赵夔为题名王十朋的 《东坡诗集注》作序，将李善《文选注》与杜预《左传 注》、颜师古《汉书注》并称；ｌ２ 刘克庄赞赵次公《杜诗 先后解》可与杜预《左传注》、李善《文选注》、颜师古 《汉书注》并称， 说明李善引证式的注释体例已受到广 泛认同。陆游称赞任渊注释宋祁、黄庭坚和陈师道三家诗 集，“颇称详赡”，又说：“若东坡先生之诗，则援据闳 博，指趣深远，渊独不敢为之说。”并再三说明自己不敢 注苏。 陆游之举不管是否有自谦的成分，但从反面证明 引证注释的难度之大，李善引证式注释成为最高的注释准 则。宋代主流的诗歌注本基本采用这种体例也验证了这 一点。 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种体例。首先是引证范围的扩 大。随着人们史学认识的深化，野史、小说、笔记、碑 刻、方志、谱录和出土文献均成为可以引证的对象，文史 互证空前活跃。其次是更加注意引证的细节技术，如辨析 所引文献之真伪，引文的全引、意引、节引等方式，引文 的繁简和互见，引旧注旧说有赞同、补充、纠正、存说等 不同性质，引文不得剽窃他人成果，引文须具体至卷数、 篇名等。 二、引证的目的、特点和原则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与众不同的注释方法？在李善《文 选注》中不难找到答案。《文选注》卷１开篇班固《两都 赋序》的注文说得十分明确： “诸引文证，或举先以明 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祖”，效法也；“述”，述 而不作，继承也。考作者之“祖述”，既是引证的内容， 也是引证的目的，是适应文学特点并区别于其他注释法的 鲜明标志。 “祖述”的性质，决定了引证的三个特点，一是在注 释点的选择上。注释经、史、子部所用的训诂体、章句 体、义理体和史传体，一般选择那些含义深刻，或古今差 异，或说有分歧之处，倘非疑难，一般不注。而引证式与 此不同。以上举左思《咏史诗》为例， “弱冠”和“柔 翰”两词，意为“二十岁”和“毛笔”，尽人皆知，放在 经、史、子部，也许不必注释，但在诗歌中就不一样，注 家为了使读者理解作者之“祖述”，就必须引证两词的原 始出处。这样一来，引证式注释的注释点非常之广，有时 看似寻常之语，实则却暗含了作者的“祖述”，注家亦须 引证。二是引证的范围。经部注释一般秉持“以经证经” 的原则，引证自然十分狭窄。史部、子部引证范围虽然稍 广，但终究受到经部影响。只有诗歌的作者，饱览四部， 既可熔铸经史，抒发忠君忧国之志，所谓“诗言志”也； 亦可宗尚“风骚”，抒写个人闲情逸致，所谓“诗缘情” 也，故打破界限，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无所不可，注家 的引证可囊括一切文献，乃至同时或稍早作家的作品。三 是新的词汇因无“祖述”的历史，引证法无能为力，故 注家多采直接解说的方法。例如李善《文选注》卷２６谢 跳《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驰晖不可 ・１６９・ 接，何况隔两乡”，“驰晖”是谢跳首创的新词，表示太 阳的意思，在前代文献中难觅出处，故李善径直注日： “驰晖，日也。”其他像《东京赋》的“节俭”、“朴素”， （ｔ－林赋》的“奢侈”、“荒淫”，《羽猎赋》的“谦让”、 “洋溢”等，莫不如此。这说明引证式注释也是有一定的 适用范围的。 “祖述”的性质也决定了引证的原则。自李善《文选 注》面世后，经过宋、元、明三代长期的注释实践，至清 代，随着诗歌注释的繁荣，清初尤其是乾嘉学者对引证的 认识更加深刻，并有意识地总结引证理论，将之系统化、 规律化。像清初钱谦益批评宋人注杜“伪托古人”、“伪 造故事”、“傅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等恶 习，究其内容皆属引证方面的问题。 朱鹤龄日：“地理 山川古迹，须考原始及新旧《唐书》、《元和郡县志》，不 得已乃引《寰宇记》、《长安志》以及近代书”、“注子美 诗，须援据子美以前之书”、“李善注《文选》，止考某事 出某书，若其意义所在，贯穿联络，则俟索解人自得之， 此正引而不发之旨”等，对引证问题作了初步有益的探 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乾嘉学派有关诗歌注释的 最具价值的代表文献，它著录和存目了白王逸《楚辞章 旬》至清代１７００年间的１００多部诗歌注本，并对收录注 本进行一一评价，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引证的原则问题，特 别是余萧客《文选音义》的《提要》，详细列举了引证中 常见的如“引证亡书，不具出典”、“本书尚存，转引他 籍”、“嗜博贪多，不辨真伪”、“摭拾旧文，漫无考订”、 “叠引琐说，繁复矛盾”、“见事即引，不究本始”、“旁引 浮文，苟盈卷帙”、“抄撮习见，徒溷简牍”等八大问题， 从反面确立一些引证的原则。尽管其中不乏界定模糊和枝 节琐碎之处，但这种探索是大有裨益的，反映了乾嘉学人 对中国古代诗歌这种独特的注释法的认真思考和总结。那 么，引证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呢？ 一、“举先以明后”的原则。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时间的在前性。亦即引证的文献必须在注释文本之前，这 样的引证才能让读者看出作者在词语、句式或感情方面的 继承和创新，而不是相反。如钱谦益《钱注杜诗》以引 柳宗元诗注杜，遭到朱鹤龄的批评。 《四库提要》批评 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多以后代之书注前代之事，尤 为未允”。二是追根溯源。所引文献不仅须在作者之前， 而且要追寻最早出处。以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为例， 《四库提要》日： 其笺注往往捃拾类书，不能深究出典。即以开卷 而论。 “闯闽”字见《楚辞》，而引《三辅黄图》。 “八荒”字见《淮南子》，而引章怀太子《后汉书 注》。“胡床”字见《世说新语》桓伊、戴渊事，而 引张端义《贵耳集》。“朱门”字亦见《世说新语》 支遁语，而引程大昌《演繁露》。“双鹄”字自用古 ・】７０・ 诗“愿为双黄鹄”语，而引谢维新《合璧事类＞。 “绝迹”字见《庄子》，而引曹植《与杨修书》，皆未 免举末遗本。 “举末遗本”是注家易犯之病，这既与注家的学识有 关，亦与古代典籍极其丰富有关。寻找某个词语的原始出 处，实际上相当于考证这个词语的发展演变史。要探寻这 个长长的词语链中与之对应的最早的词语，实非易事，更 何况一部文集或诗集包含成千上万的词语，即使学识再渊 博的学者，也难免瑕疵。 二、忠实性原则。出处并非越早越好，如果单纯引证 与字面相同的原始出处，很可能出现凿枘难容的现象。因 此引证还须考虑忠实性问题，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引证 须忠实于作品含义、意境。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例， 《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注 日：“《汉・高帝纪》：始大人常以臣亡赖。注：江淮之 间，谓４，ＪＬ，多诈狡狯为亡赖。”仇氏认为杜诗“无赖”出 于《汉书》“亡赖”，但实际上两词含义差别很大。《汉 书》“无赖”指“多诈狡狯”、不务正业者，但杜诗中的 “无赖”却是无情之义，唐人常语，如李成用《送从兄入 京》“多情流水引归思，元赖严风促别觞”，李商隐《二 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无赖” 分别对“多情”、“有情”，互文见义，是“无情”的意 思。后来苏轼《蝶恋花》写面对春花和佳人“多情却被 无情恼”的春愁，应从杜诗化出。仇注所引显然是没有考 虑词语语义的变化。这就要求注家必须仔细涵咏体会作品 含义，寻索适合的引证，而不是单纯扣住字面。这个问题 是注本的核心和关键，直接决定注本质量的高下，也是学 者评论注本普遍提及的一个话题。二是忠实于作家。作家 接受或阅读的书籍，除了少数冷僻之书，其用典用语一般 来自众所周知的典籍，因此注家引证首先应考虑熟典而非 相反。三是忠实于典籍。引证必须注意忠实原文而不能损 害原义。还以《杜诗详注》为例， 《九日蓝田崔氏庄》 “醉把茱萸仔细看”，注引《西京杂记》：“汉武宫人贾佩 兰，九月佩茱萸，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看似简明，但 检《西京杂记》卷３原文，长达三百多字，乃通过汉高祖 宫人贾佩兰之口描述宫廷风俗。仇注误高祖为武帝，又将 一般宫人的活动冠之贾佩兰一人，误导读者。因此引证不 能单扣原文字面，否则不免割裂之讥。 三、可靠性原则。即所引文献必须真实可靠，这看似 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其实不然，它也是注本易犯之病，有 其主客观的原因。就客观而言，一是古代伪书盛行，注家 稍有不慎极易被误，如钱谦益在《钱注杜诗》“略例”举 出的《东坡事实》、《唐史拾遗》，就是宋、元、明注杜的 常引之书，因此造成杜诗注本中谬种流传，贻害不绝。二 是类书的舛误。类书具有检索查阅的功能和分类编排的体 例，被称为古代的“百科全书”，是注家常常使用的工具 书。但类书的资料征引并不严谨，文字常有错误，作为二 手资料，如果注家过于依赖类书，极易造成引证失实。伪 书与类书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辗转称引，贻误匪 浅。朱鹤龄日：“若宋人所撰《云仙散录》、《唐史拾遗》、 《东坡杜诗释事》等书，则皆庸妄人假托，最为鄙陋。后 学不辨，往往轻信，类书中多引用之。” 清初注家已经 注意到这个问题。三是佚书的问题。中国古代文献的流失 十分严重，古代诗人所阅之书不少已经失传，故其诗歌的 语词或典故，除了存世的典籍文献，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能 确切考证出处。注家如果稗贩来路不明的杂编妄辑，亦易 引起可靠性的问题。如余萧客《文选音义》，“（注）李善 《进文选注表》，‘化龙’引《晋阳秋》，‘肃成’引王沈 《魏书》，‘荚’字引徐邈、李顺《庄子音》，如斯之类， 开卷皆是。”《四库提要》日：“世无传本之书，萧客何由 得见？此辗转稗贩而讳所自来也。”王士稹《精华录》， 有著名学者惠栋为之笺注的《精华录训纂》，《凡例》号 称“所采书共数百余种，悉从本书中出，不敢一字拾人牙 后慧”，但第１卷所引证的温庭筠《靓妆录》、蔡贤《汉 官典职》等１２书，宋以来即为散佚之书。《四库提要》 质问惠栋“何由见本书？”对其可靠性表示怀疑。就注家 主观而言，则有恶意伪造和疏于检核引起的问题。恶意伪 造在宋代杜注中最为集中，也最具代表性，如伪造杜诗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本事出于阮孚，注家伪造 “卫八处士”为“卫宾”；为了注释《九日杨奉先会白水 崔明府》“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之“桑落酒”，而 将庾信《就蒲州使君乞酒》“蒲城桑叶落”改为“蒲城桑 落酒”等等，各种劣迹不一而足。而由于注家过于自信， 惮于或疏于检核典籍，也是引证失实的重要原因。像《杜 诗详注》注“忘机对芳草”句，引《高士传》“叶干忘 机”。《高士传》有皇甫谧和嵇康二本，均无此文。说明 仇氏并未查核原书。可靠性原则要求注家亲自考核原书， 不能稗贩二手资料。乾嘉时期的诗歌注本一般要求引证详 至卷数、篇名，目的就是希望杜绝引证的随意性。 四是简明性原则。好的注本除了要求注释的准确无误 之外，还要求简洁明净，那些繁琐丛脞的注本是不受读者 欢迎的。简明包括注释点、注文及互见三方面。注释点必 须趋难避易，不必面面俱到。像余萧客《文选音义》连 “汉武帝”、“曹子建”等均一一注解，《提要》讥斥“世 有不知汉武帝、曹子建而读《文选》者乎？”注文亦须精 简。许多注本之所以难以卒读，与注文繁琐不无关系，如 果注家嗜博贪多，论而不断，或以不知为知，强作解人， 呶呶不休，则徒使读者如堕烟海。注文的简明与否，实际 与注家识见高下有关。高明的注家，不是只会简单罗列资 料的学究，而是在数量巨大的资料链中，选择那些贴近作 者、切合作品，又餍人心意的条目，而以简洁明了的文字 提醒或暗示作者的本意，作品的因循和创新，这才是引证 的实质和意义。又一个作家有其相对侧重的祖述对象和较 为稳定的语言方式，因此必然出现重复的注释点，使用互 见一定程度可以避免繁复雷同。 综上所述，引证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涉及了文献、作 家、作品、注家、读者数种关系的复杂体系，必须综合考 虑，权衡利弊。古代注家常说“注书难”，其原因就在 于此。 三、引证的互文意义 古代诗歌注本几乎不约而同地采用引证这种注释方 式，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它究竟有何深层的理 论意义？ 引证通过征引前代文献中类似的词语、句式或典故来 解读当下文本，与西方的互文理论不谋而合，二者本质上 是相同的。互文理论最早是由朱丽叶・克里斯蒂娃１９６６ 年在《词、对话、小说》中提出的。她认为：“任何文本 都是一些引文的马赛克式构造，都是对别的文本的吸收和 转换。”Ｄｏ）揭示了文本的生产过程，重新定义了文学的继 承与创新的含义。上世纪９ｏ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此展 开热烈讨论，并以此省视中国古典诗学，取得不少成绩。 其实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倒不妨钩稽一番。 语言历久便易成老套，这就是语言的困境。诗歌本质 上是语言的艺术，是异质之文的共存兼容与错综相交，所 以古人常用拼凑、借用、剽窃、恒订、獭祭鱼、掉书袋、 人言己用、旁征博引这类或褒或贬的说法，来解释诗歌中 的借鉴和化用问题。中国古代诗话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 掘诗歌创作的师承关系，如古代第一部文学理论的专著钟 嵘《诗品》，虽然明言反对用典，批评南朝作者因袭成风 的现象，但又偏重考察各个诗人的诗法、句法辗转因袭的 渊源关系，说明诗歌在语言上确实有其祖述的特点，不得 不然。几乎与此同时，刘勰《文心雕龙》对此现象进一 步加以说明，《体性》篇日：“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 儒门者也。”诗歌语言有别于其他，取法经典语言以保持 其纯正典雅的属性，自然要回归传统，而引用前代文献典 籍中的语言，不仅可满足这一要求，且可取得言约义丰的 效果，让读者由此及彼，在阅读中获得丰富的想象。《事 类》篇考察用典，日：“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 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援古之“事”，证今之“义”，是 对诗歌语言继承传统的规律总结，这也是引证的方法论基 础；“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 籍之通矩也”，仍是强调此点。另外该篇又有一段精彩的 阐述： 夫经典沉深，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 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 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 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踱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 ・】７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９ １ 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 “伏”、“潜”的字眼，无一不是讲语言的继承；而“秀” 表里发挥。 因无所依傍，故为“卓绝”，显然是作者的创新所在了。 这段是讲作家对经典载籍的取用。所谓“狐腋”、 此外，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些原则、主张和方法，在一 “鸡踱”，自是浩瀚经典中的“众美”所在，亦即互文理 定程度上体现了互文性理论的某些观点。如宋人黄庭坚 论强调的语言上的“碎片”、“马赛克”概念，故作家只 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 要悉心吟诵经典，“纵意渔猎”，自然“众美辐辏，表里 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 发挥”。而《隐秀》篇也很精彩： 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人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 也。” 江西诗派奉为圭臬。宋人生活在唐人的阴影下， 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 好语尽被唐人用完，故不得不如此，今人不必苛求。无论 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 是“窥人其意而形容之”，还是“用古人语而不用其 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 意”” ，均是以前代文献为借鉴和蓝本，再写出新意，是 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 踵事增华或更新，这与互文性理论提出的“任何文本都是 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 对其他文本的相互吸收和改编”之观念又有相通之处。因 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１２ Ｊ 此，贾岛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 历来学者认为此篇探讨的是文贵含蓄，其实恐怕不仅 捻断数茎须”，黄庭坚说“自作语最难”，分明是说要想 如此。“隐”即化用，“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说的 挣脱古典语言的羁绊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因此，引证 正是诗歌化用前代文献而产生的言外之意，所谓“重旨” 式注释既考虑了古代创作的实际情况，又是不得不采用的 也；“秀”即独创，故为“独拔”。“隐以复意为工，秀以 手段，是合乎逻辑的自然选择。所谓用典、引证、互文 卓绝为巧”，“复义”是说化用古人语言，对应狭义互文； 等，理论上是相通的。钱钟书《管锥编》和《宋诗选注》 “卓绝”是说独创，对应广义互文。“隐之为体，义生文 的“引文丛林”再次让人看到了诗歌语言化用的魅力， 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这些“隐”、“奥”、“秘”、 也充分说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一至理名言。 （参考文献］ 骆鸿凯．文选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８０． 赵夔序（Ａ］．东坡诗集注（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克庄．跋陈教授杜诗补注［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１００（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陆游．施司涑注东坡诗序［Ａ］．渭南文集：卷１５【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朱鹤龄．凡例［Ａ］．辑注杜工部集［Ｍ］．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钱谦益．注杜诗略例［Ａ］．钱注杜诗［Ｍ］．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８］朱鹤龄．与李太史论注杜书［Ａ］．愚庵小集［Ｍ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朱鹤龄．书太平御览后［Ａ］．愚庵小集［Ｍ］．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Ｊｕｌｉａ Ｋｒｉｓｔｅｖａ， “Ｗｏｒｄ，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ｉｎ Ｔｈｅ Ｋｒｉｓｔｅｖａ 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ＴｏｒｉｌＭｏｉ，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３７． ［１２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Ｍ］．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６１５—６１６，６３２．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Ａ］．山谷集［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惠洪．冷斋夜话：卷１［Ａ］．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焦亚东．互文性视野下的类书与中国古典诗歌［Ｊ］．文艺研究，２００７，（１）． （责任编辑：尹富） ・ｌ７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