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关系的恶化及分析

中越关系的恶化及分析

摘要：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出人意料地全面交恶走向对抗，直至战场上兵戎相见。中越关系的恶化，既是由于两国两党此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的分歧，也与70年代世界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中越关系；恶化；分歧；世界局势

从1965年的“援越抗美”到1979年的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越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国由“同志加兄弟”一变而为“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中越关系发生急剧变化，是两国间分歧矛盾的总爆发，也受到大国关系变动的影响，是历史和现实因素交织造成的。

一、中越关系恶化前的观点分歧

所有的裂痕都不是短时间内就能产生的，1965年之前中越对一些重大问题就已经存在了观点分歧。首先是对日内瓦会议某些方案的观点分歧，越南认为自己“当时有能力解放全国”，而中国却建议越南南北划线，这样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根据地，有利于日后完成统一大业；在老挝、柬埔寨的“外国军队”上，越南坚持认为驻扎在老挝、柬埔寨的越南军队不算“外国军队”，无须撤出，而中国则坚持不管法国联军还是越军，都应该撤出这两个国家。其次是对越南土改问题的分歧，越南土改是参考中国土改的经验进行的，在中国看来，土改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而越南却对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和缺点看的很重，黎笋甚至说，越南土改硬搬“外国”的经验。最后，在对苏共领导的看法上，两国产生了根本分歧，中国当时认为苏联偏离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修正主义的道路；而越南则不认为苏共领导人背离了马列主义。不过，虽然中越在很多方面有了分歧，但是总体来看，两国的关系还是密切的。

1965年到1975年的越南战争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加大了对越南的军事打击力度，而中国也一直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但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中美实现了和解，在越南看来，这是中国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中国为美国牺牲了越南的利益。标志中美和解的《上海公报》发表不久，越美之间便签订了《巴黎协定》，似乎印证了越南的说法。但是史料显示，中国在决策的过程中，并不是为了美国牺牲了越南的利益，而是渴望在不采取“可能导致破坏中美和解进程的更为激烈的措施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的同时保障盟友的利益，“坚持了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越南的一贯的外交原则”，但是中国的外交战略并没有满足越南方面的全部要求，与此同时苏联加大了拉拢越南的筹码，使得越南在现实利益的考虑下更倾向于苏联一方。

二、中越关系的全面交恶

中美关系实现和解后，美国和苏联的斗争也已经减弱，中国开始担心自己只

是美国和苏联缓解的跳台。而在此时，越南继续向苏联方向倾斜，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时中国和柬埔寨”。当年12月，越南公开出兵柬埔寨，越南的扩张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的全球扩张战略，美国加强了同中国的关系，12月16日，中美共同公布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此时，“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有限度地‘教训’一下越南，遏制其扩张势头”。邓小平访美时将这一点告知了美国，等其访美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14日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中越自卫反击战正式爆发。中越自卫反击战影响了当时中美苏大国间的博弈筹码，“通过这一战略行动，微妙的中美苏三角关系重新呈现出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苏联的倾斜。”

中国决定在中越边境进行滋味反击斗争，也是由于越南在中南半岛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策略的结果。“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立场”，而越南则采取了向外侵略扩张的策略，因此，中国对越南政策的改变完全是越南的政策改变而引起的。“中国支持的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社会主义越南，反对的是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因此“中越关系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根本原因是越南当局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三、世界局势变动下的中越关系

中越关系的迅速交恶，是在世界局势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与当时世界主要大国间关系的调整密切相关。中国考虑对越政策时存在四对三角关系：中美苏、中越苏、越老柬和中柬越。中美苏三角中，中美成为“稳定婚姻”中的两方，而苏联成为中美共同的敌人；而在中苏越三角中，苏联和越南则成为了“稳定婚姻”中的两方；越老柬三角中，越南和老挝成为了“稳定婚姻”中的两方；中柬越三角中，中国和柬埔寨成为了“稳定婚姻”中的两方。也就是说，中国对越政策的改变的原因是周边关系的影响，而影响最终战略架构不是实力最强的一个三角，反而是实力最弱的一个三角，即中柬越。即中国的联美制苏的政策导致越南的对华政策改变，从而与苏联结盟。而对于柬埔寨而言，为了抵抗越南，在政策上更加依赖中国，而这样一来，中国则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对越政策，因为拉拢越南的希望基本上已经破灭。

至此，事件的逻辑已经清晰，建国后20年，中国出于意识形态和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判断，对于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越南有着天然的好感，于是中国开始帮助这位“同志加兄弟”，不仅帮助其在国内进行土地改革，也对其抗法战争进行了援助。而此时中越两国就已经在土地改革和日内瓦会议的结果上存在了分歧。中苏关系恶化后，越南战争中，越南因中美和解而认为被中国“背叛”，转而投向了苏联一边，并同苏联保持一致开始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策略，而中国为了能够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和美国成为“浪漫婚姻式”，选择了“教训”越南的政策，至此，中越从过去的“同志加兄弟”变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

当前学界对于中美苏三角关系与中越交恶的关系，以及到底谁应该为中越交

恶负责的问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沈志华认为中越交恶的起点并不是中国为了和美国和解而“出卖”和“背叛”了曾经的盟友，而是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时候没有满足越南的要求，越南后来的一些做法导致了中国对越政策的转变，其中还考虑到了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与之持相同观点的是宫力，他认为中国在决策的过程中，只考虑到了中美苏大的三角关系，用“教训”越南来达到自己联美抗苏的策略，顺便也打破了苏联的扩张策略。这种说法更多地是从中国自己的利益考虑来看，中国通过利益权衡，选择了一种最有利于自己的对越政策，即使这种政策会让中越关系陷入更深的低谷也在所不惜。完全相反的是，郭明將中越关系恶化的责任在越南方面，认为中国对越政策的转变，完全是因为越南的政策变化违背了中国反霸的原则，越南国家的性质改变，从而导致了中国对越的政策改变。董应龙则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构建出四对三角关系，提出中国对越政策的转变是因为周边的关系的变化，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三角关系是中柬越三角。由于以前人们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上，因此董应龙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给以后的人们研究该问题又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历史问题本错综复杂，只有尽量考虑到所有的因素，才有可能得出既合乎历史事实又合乎逻辑的结论。综合以上研究成果，中越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全面恶化，有历史积累的矛盾分歧，也有冷战背景下主要大国关系发生变动时各自的现实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