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综论

第35卷№11,2009Vol135

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综论

何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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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单质化的刚性社会转型为多样化的弹性社会,具体表现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功能的恢复和现代发展,农村社会关系由机械联系向有机联系的变革,以及农村社会分层状况从固化到流动的转变。同时,基于少数民族群体在生活方式上日益明显的多元化取向以及文化观念上的世俗化与理性化倾向,少数民族文化的形貌正在经历传统与现代的整合、重构,呈现出从封闭的多样性到多样的现代性的文化变迁。

关键词:民族非物质文化;改革开放30年;少数民族农村;社会文化变迁

　　中共中央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古老的华夏大地掀起了新一轮现代化浪潮。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迅速、社会文化变迁之深刻,中华儿女感同身受,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和震惊。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文化产生了急剧变迁。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说:“今天的人类学

①必定首先要掌握改变我们生活的特殊变迁。”

(一)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调整:多样化

的少数民族社会及其功能的恢复和演变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在维护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获得显著成效。然而,集体化、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大规模政治运动,国家对全社会包括物质财富、生存和发展机会、信息资源等全部重要资源及其配置与运行的权力的垄断,通过行政控制方式提供给全社会的一套系统运作的目标、机制、规则和价值评价标准,以及统购统销、户籍制等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制造出将国家与社会合而为一的“整体性社会”,④窒息了少数民族多样化的社会及其组织和功能的运行空间,抑制了少数民族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和自治性。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有义务和责任记述与研究中华民族数千年进程中绝无仅有的历史性巨变。然而,“有多少种研究社会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描述社会变迁的方式”,②加之受理论水平和研究积累所限,拙文仅只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做概要而粗浅的论说。

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使农村中集生产、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功能于一体的生产队组织不复存在,继之而设置的村委会、村民小组以及直接选举产生的村民自治组织不再是包揽农村所有职能的全能性组织,而是作为村民自我管理的自治组织。由此,以社区为单位的所有成员统一集体行动的范围大幅度缩小,家庭成为农民行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在此条件下,连接与协调社会成员之间以及家庭之间关系的社区社会

一、社会转型:从单质化的刚性社会

走向多样化的弹性社会

社会学界以“社会转型”这一范畴概括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认为中

国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

③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3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农耕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研究”阶段性成果(04XMZ004)

作者简介: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650091)。①[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②DanilelChirot.SocialChangeintheModernEra.SanDiego:HarcourtBraceJovanvich,1986,P.2.③郑杭生:《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期。④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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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恢复与重建。

在少数民族农村,国家制度和农村生产经营组织的变革所释放出的社会恢复与重建的力度更为强大,其主要表现为:

(1)从横向的社会比

族缘和地缘交错而成的空间基本划定了其社会交往的边界。在人民公社时期,因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主要以村寨和相邻村寨等地域范围组建而成,尽管人们在其中具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即含有一定的业缘性质,但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人们的社会关系并未超越地缘的囿限。此期的少数民族农村社会关系总体上维持着传统的“机械联系”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以及国家扶持与推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政策举措的实施,使农民不仅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而且成为农副产品营销的主体,从而启动了以少数民族地区农副产品的商品化为开端的社会关系扩张与演变历程。之后,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各级政府组织实施的少数民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少数民族农村人口流动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农民涌入城市和企业,形成与原有的由血缘、亲缘、族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的“脱域”,并逐渐建构起由业缘为基础的“有机联系”的社会关系网络。(三)从固化到流动: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

较视角来看。由于原本存在的社会模式差异性远远大于不同区域的汉族社区,故而社会恢复与重建的结果呈现为:民族之间和区域之间社会模式的差异性更为突出、区别性更为鲜明、多样性更为丰富。即使是在城市扩张过程中被都市社区所包围的少数民族“城中村”,也因社区传统精英的角色类型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差异等诸多因素作用而使其社会运行及管理方式呈现出明显的族性特征。(2)从纵向的社会重建过程来看。因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少数民族农村社会绝大部分尚未经过现代社会体制的渗透或渗入程度较浅,传统社会资源保留较为完整,故而一旦民族社会或社区社会具备生存与运行的制度空间,便会凭借集体记忆和传统精英的能动作用而得以较快恢复。其中最具显示度的表征就是传统社会多样化的社会控制模式和资源管理的作用显现出来,如寨老会、习惯法等所发挥的一定社区管理和社会控制职能。国家与少数民族农村社会关系的调整,形成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和民族传统的差异性交织、制度权威的刚性权力与民间权威的柔性权力互动等特征,构成了少数民族农村多样化的社会选择、组织过程和控制模式。

(二)由机械联系走向有机联系:少数民族

分层20世纪50年代前,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分

层呈现出明显的民族差异和区域差异:一部分回、朝鲜、满、蒙古、维吾尔、土、撒拉、藏、壮、羌、白、彝等民族内部在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及财富占有方面的悬殊已非常明显;怒、布朗、基诺、拉祜、独龙、黎、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之内基本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景颇、傈僳、佤、珞巴、僜人等则现出了社会分层的端倪。通过民主改革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一些特殊政策

(如国家为凉山彝族的农奴建设农

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土地和户籍制度

对农民束缚的松绑,农民自主流动的空间不断扩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迅速改善以及电子传媒技术的普及,为农村的封闭性坚冰的破除和开放性社会关系的建构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原来由国家按计划和行政命令调拨、以供销社为媒介和主体连接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交换模式,逐渐被以农户和农民为主体进行自主交换的交换模式所取代,农民越出传统的社区边界建构起越来越大的市场交易圈和社会关系网络。同时,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及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城市服务业和众多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扩大,拉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和非农产业,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程度越来越深地被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所渗透。

从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前的少数民族社区与汉族农村社区相比,除个别民族外,社会的封闭性更为突出,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血缘性、亲缘性、族缘性和地缘性特征即机械联系,

场等),使少数民族农村与全国农村一样,不仅抑制了社会分层的进一步扩大,而且拉平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占有,实现了资源分配的均质化和社会分层的固化。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唤醒与

激发出人们的利益意识和效率意识,并为竞争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和机会,社会因获得了牵引动力而由停滞状态转向流动,均质化的社会分层格局逐渐被打破。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表现于少数民族农村,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其一是族际差距和分层突显出来。即:具有一定经济经营历史和市场竞争经验的民族,较快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生活条件迅速改善,资本积累不断增加,民族社会总体上处于向上流动态势;而传统生计方式较为粗放、缺乏市场经济文化积淀的民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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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和未识别族群,横向相比,因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生活条件改善幅度较小而民族社会显示出向下流动的端倪。其二是同一民族之内不同支系之间的差距和分层突显出来。中国的民族识别,以使用相同或相近语言、文化特征相似、历史渊源相关等因素为划分的重要原则,在一些被识别的民族之内包含着同中有异的不同族群即通常所称的各个“支系”,而各支系之间往往在语言、经济、社会、信仰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原本生计模式和社会文化存在差异的不同支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匀速发展,从而形成支系间社会分层的差异。其三是不同区域的同一民族农村之间的差距和分层突显出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分布范围较广,聚居的村落星罗棋布,同一民族的各个村落所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千差万别。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造成发展的机会、条件和速度的不同,进而导致社会流动方向的差异性不断拉大。其四是同一农村或同一社区居民间的差距和分层突显出来。居住在同一农村或同一社区里的民族群体,缘于各自所据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民族之间和各民族成员之间因内外资源、环境、机会等存在着差异而形成发展速度快慢和利益获得多少的不等,导致族际和民族成员之间的纵向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尽管国家通过实施扶持贫困县、少小民族、边境民族以及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再分配和制度安排进行调节和整合以求抑制差距的过大和过快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阻止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毕竟这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事实,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来源之一。

费能力的增强、生活物资的丰裕和多样性生活方式的传播,少数民族拥有了越来越大的选择权和选择的可能性,致使少数民族农村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在劳动生活方式上,少数民族农牧民获得自主安排生产劳动时间的自由,生产工具的更新、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农作物或畜牧业的新品种和新技术的采用等基本上都由家庭自主选择。同时,有的家庭减少甚至放弃粮食作物生产而选择种植收益高于粮食的经济作物,有些家庭承包荒山从事林果业生产。不仅如此,少数民族农牧民还拥有从事不同产业和在不同社区劳动的选择权,少数民族农村涌现出许多养殖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商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专业户,脱离土地进城务工群体呈现为不断扩大的态势。

在消费生活方式上,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匮乏经济”时代逐步结束,市场提供的消费品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多,消费渠道和消费方式趋于多样化,为少数民族提供了消费生活方式多样化选择的条件;同时,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善、购买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使少数民族有了选择与改变消费方式的可能性。少数民族消费生活方式的演变,首先表现在消费品由少到多的量的变化;其次表现在由单一向多样、由简单到复杂、由自制到购买、由手工品向工业品以及使用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等质的变化;最后是新兴消费品

(如家电产品)和

消费方式的进入———许多少数民族原来生活中几乎没有或比例很低的消费方式如教育消费、文化消费以及新兴娱乐项目消费等开始出现并在其总消费支出中占有较大比例。

(二)世俗化与理性化:少数民族文化观念

二、文化变迁:从封闭的多样性

到多样的现代性

在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发生了迅速的变迁,现代性特征逐渐呈现。

(一)生活方式:由标准化向多样化转变

的变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人口流动的频繁、现代教育的普及和科学世界观的传播,少数民族的文化观念也在悄然之中发生着变化。

近3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观念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神圣性的减弱和世俗性的增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地区的政府和民间开始致力于恢复曾被禁止或中断了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出现了含有“文化复兴”甚至“文化再造”性质的社会文化实践。然而,民族成员或社区成员保有神圣性观念者越来越少,致使“复兴”和“再造”的民族文化事象流于展示民族文化的表演性活动,反过来进一步削弱了神圣性观念而强化了世俗化观念。同时,原本具有规范社区成员行为、惩戒规约违反者、维持社区秩序的习惯法和禁忌,因崇信超自然力量的观念的淡化而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集体的劳动组织和强力的社会控制抑制了各少数民族群体及个体根据其文化传统而选择生活方式的自主性,市场的关闭、物资的匮乏和社会流动的停滞限制了其选择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以“扫除封建迷信”为口号的持续性的政治运动,更以禁止性甚至惩罚性的方式控制了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不仅使同一民族、同一农村的生活方式趋于标准化,而且导致举国生活方式的同质化。

随着集体劳动组织的解散、市场的发育、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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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昔日强有力的约束功能;作为神圣性或超自然力量的代表和执行者,传统权威的威望呈下降趋势,取而代之的是法理权威和经济精英。

少数民族文化世俗化倾向与现代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理性的增长和扩散密切相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包括少数民族农村在内的农村教育发展。1986年颁布并实施《义务教育法》,规定年满6周岁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同时推进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被简称为“两基”的教育工程的逐步推进与不断强化,无疑使现代教育在少数民族农村的覆盖面迅速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教育的功能,使理性的科学观念逐渐冲淡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非理性的神圣和神秘成份。“现代化的核心成份之一是,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和

①中国少数理性的分析几乎能解决一切问题。”

起。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与拓展,发展经济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愿望。民族地区先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口号组织民族文化活动,继之在旅游业发展和文化消费需求的拉动下以民族文化产业开发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不断升温。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的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呼声日益强劲,中国政府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艺术大师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命名等一系列文化保护与建设工程,从而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保护传承与经济开发并举的格局,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境。

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掀起了新一轮的现代化热潮,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与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进程,引发了现代性在中国的滋生与扩散,少数民族文化渗入越来越多的现代性特征,不断地替换与解构着昔日的传统文化形貌。与此同时,“我们如今已意识到新事物总是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来的,现代性并不靠一笔勾销往昔,而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往昔纳入尽可能③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不仅是多的未来”。民族文化的世俗化似乎顺应了现代社会的总体趋

②势,是现代性的表征之一。

除了科学理性之外,经济理性的扩散与强化是中国少数民族近年来变迁的另一种倾向。市场经济以强大无比的魔力把越来越多的有形之物与无形之物悉数吸入,并造就出浓厚的商业文化和经济理性。少数民族难以抵御市场经济的魅力,也不应该孤立于市场经济之外。那些原本缺乏市场经营历史和商业文化积淀的民族,也或先或后、或浅或深地卷入市场经济大潮;相应地,人际交互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之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成本核算和利益博弈的经济理性,温情脉脉的非功利性观念被挤压至日益狭小的领域。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整合:少数民族

文化精英们唐吉诃德式的努力目标,而且已成为少数民族大众的文化自觉实践,演绎出无数文化传承与发明的大戏。

文化是奔流不息的河流,无法摆脱时间一维性的掌控。在现代社会,少数民族文化的重建不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再生,只能在现代性的时空坐标中探寻栖息方式。于是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重建实验纷纷展开,有意无意地将民族文化与现代性整合起来,构筑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区域特征的多样化现代性图景。尽管有人用“拼贴”、“杂揉”、“碎片化”、“标签化”等带有负面含义的语词描述这一图景,但似乎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大都面临过或正经历与此相类似的情境,“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它在消解

④中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重建传统”。

文化形貌的重构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受古典进化论

的影响和“非此即彼”思维模式的形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遭受以“扫除封建迷信”等为名的社会运动的抑制与涤荡,文化活动大多转入非公开或停滞状态。80年代以后,文化选择权、传承权和发展权向文化主体回归,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中自发兴起。以民族地区政府组织或支持民族传统节日恢复并在地方性法规中加以确认为标志,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在政府与民间的合力推动下勃然兴

国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性的整合及其现代重塑过程远未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其“现代性的后果”尚未呈现,此时做价值判断为时还过早。

(责任编辑洪　颖)

①[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变化中的价值观: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黄语生译,载《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0页。②后现代变迁又呈现出一种逆反倾向,怀疑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人类问题与促进进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是否会以及何时会呈现出欧美等后现代国家所表现的反科学理性倾向,目前还不得而知,本文暂时阙而不论。③[法]阿兰・图雷纳:《20世纪的社会转型》,陈思译,载《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页。④[英]安东尼・吉登斯:《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赵文书译,载《自反性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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