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自由

秩序与自由

齐格蒙特·鲍曼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为著名的社会哲学理论家之一。现代 性疯狂追求秩序而与混乱、矛盾性共生,两者的对立与互补构成了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后现 代性仅仅是我们反思和警惕现代性灾难的理论视角而远非真正自由之路。鲍曼的独到深刻之 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颇具启发和警醒意义。

标签：现代性;后现代性;秩序;矛盾性;自由[一、什么是现代性?何为后现代性?

“病态的大众吞噬着工厂的烟尘,在棉絮中呼吸,任由机体组织里渗透白色的铅 、汞和 一切制作杰作所需的毒物……;这些忧郁憔悴的大众,大地为之错愕;他们感到一股绛色的 猛烈的血液在脉管中流淌,他们长久而忧伤的眼光落在阳光和巨大的公园的影子上。”1851 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为这幅图景加上标题“现代性”(modernit y);他还以诗人特有的敏感、预言家的口吻、天才般地对现代性进行了描述,“现代性就 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韩波则 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 话,那么韩波的“召唤”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从神定无分的世界中 进入祛魅、凡俗的现代当下来,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的男女 个体。现代性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征。更为重要的是 ,现代性似乎已经成为当下我们每个现代人的宿命和无可绕避的境遇,它意味着,我们再也 不能回到也不可能像前现代那样思考和生活了,现代性成为我们的没身遭面和一切想象的缘 构地平线,当然这一切的转变从根本上还依赖和取决于我们究竟以怎样的心态去感受,在何 种层面上能做到真正恰适地理解现代、现代化尤其是现代性本身。

但是,在同一的宏大社会统一体内,由于非均衡性,每个人所遭遇的具体境域又是独特 和异于“他者”(勒维纳斯语)的,所以即便是同一现代图景中的现代性“理解”及其想象 也可能是大不一样甚而相互冲突乃至不可通约的。海德格尔(Heidegger)在追寻“存在” 的观照中,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主体性形而上学,是对“存在”的遗忘。同时,他挖掘出现 代技术是现代性的根源所在,认为技术成就、强化了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基础,它作为逼索型 的解蔽方式,如同“座架”一般辖制着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1〕哈贝马斯(Haber mas)则 反对把现代性视为“无可救药”,虽然他也批判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和现代性。他说,我 们要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2〕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需要的是 救助它, 他向世人公开宣布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当今最负盛名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 高兹吸收和继承了哈贝马斯的上述观点,在其著名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认为现代性 的问题不是出在自身,而是出在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他说道,“我们当今所经历的并不是现 代性的危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是需要对现代

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这里我的主要目的 之一就是给我们能加以现代化的领域划定界限”。〔3〕所谓划定界限,就是确立在 现代性的 “行进”过程中,哪些是可做也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可做也不应该做的,而不是像现在什么 都可做,但似乎哪一样都“不适”、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问题。

高兹的“界定”努力,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极有可能便是徒劳 的,他甚至认为,现代性究竟缘于何时,都是个难以说清道白的极具争议的问题,“一旦真 的认真推敲的话,对象本身便开始消失。和我们希望从连续的存在流中将其标示出来的所有 其他的准总体性一样,现代性变得难以捉摸:我们发现这一概念充满着意义的不确定性,因 为它的所指内涵不清,外延不明。”〔4〕那么,鲍曼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言说”他 的现代性 呢?这里,鲍曼着重强调他所使用的现代性这一术语与现代主义完全不同,后者是一种思想 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潮流,这一思潮直到本世纪初才达到全盛。而现代性是试图 在现代主义中将目光转向自己以获得清晰的视力和自知,这在鲍曼看来将最终证明是不可能 的,从而为后现代的再确定铺平了道路。〔5〕

那么,何谓后现代、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呢?在鲍曼看来,与现代性相较, 同样由于它的内涵不清、外延不明而充满着意义的不确定性,因此而引起的各种争议和众说 纷纭就在所难免了。即便这样,被人称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丹尼斯·史密斯语)的鲍 曼仍然用他一贯唯美的语言向我们描述着他所“知道”的后现代和后现代性。鲍曼认为,后 现代性是一种人類状况,在人们不再相信和接受现代意识形态制造的宏大承诺之后——所有 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一个承诺,即一个即将到来的更为美好的凡俗存在——这种状 况就到来了。鲍曼相信,后现代的世界是一个无根基的陌生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男 人和女人们企图生存下来,并通过消耗他们偶然获得的个人资源去创造意义、价值。在这个 世界当中,人们不具有较高的权力强加的绝对的道德准则的鼓励性指导,事实上他们能够也 不得不为自己选择在特殊的境遇中需要遵循的行为规则并承担起自己行为的相应责任。 〔6〕

二、现代性和矛盾性

与其说现代性是一个标志和神定世界告别的断裂而展现出当前性和现存性的历史分 期概 念,倒不如说现代性更主要的是一个计划,而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时段或时期。而且,不论 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始终是一个控制计划,换言之,是理性地控制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计划。 哈贝马斯1980年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一文中概括了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性的理 想:“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系统阐述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照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 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也有意于把上述领域的认知潜能从 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思想家力图利用这种专业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

就 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7〕启蒙理想实际上就是社会合理化 的理想, 它相信合理的知识和文化具有塑造社会和人类关系的力量。理性和知识的进步不仅是个人认 知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的提高,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化和制度合理化的基础。因而, “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建立秩序 的任务(更确切地同时也是极为重要地说是,作为一项任务的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 之最,作为必然之最,确切的说,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将其他所有的任务仅仅当作自 身的隐喻)——凸现出来。”〔8〕

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在于它疯狂地追求完美的秩序:A就是A,它不能是B; 所有的反常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进入主导的分类体系,这是我们必须尊重的神圣权威。换言之 ,人们通过对世界加以分类,将“合理化”(马克斯·韦伯语)的秩序强加给世界,而在中 世纪或前现代社会,具体的人类存在对在由神定的“自然”秩序中“诗意地栖居”(海德格 尔语)的强烈感受就真的黄鹤西去了。当所有的事物都处于完美的状态时,地狱之门就会慢 慢打开,矛盾性正是这种疯狂的控制冲动的首要受害者。

鲍曼认为,矛盾性(ambivalence)即那种将某一客体或事件归类于一种以上范畴的可 能性,是一种无序、混乱和极度的不适。而现代性为了消除这种因不适而引起的焦虑以及随 之产生的迟疑不决,通过“规划”和分类来施加于世界“暴力行动”以求有效的控制。然而 ,矛盾性(混乱)和秩序原本就是现代性的孪生儿,它们孕育在那个既不知必然也不知偶然 的神定世界的分化和瓦解之中,确切地说,矛盾性产生于追求秩序的分类和“规划”之中。 因为从概念上讲,矛盾性是一个事物有多个名字的可能性,是把一个客体或事件划分为多个 类别的可能性,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尽管现代性视之为反常——而且还是秩序 追求进程中的永恒伴侣;主导的分类体系涉及到了符号暴力,因为它是建立在强迫的“非此 即彼”这一模式之上的,而现代性本身恰恰是这样的语言所指。鲍曼担忧这种秩序是野蛮的 ,“秩序的对立面不是另一个秩序:混乱是它的唯一选择”。〔9〕

为什么另一种秩序的概念或特性是无法得到的?原因在于,是苛刻,而不是宽容,变成 了现代的规范。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的主权即是界定并使定义贴切的权力,这一主权 的他者是些未涉足的地区,是骚动和不服从,是秩序和规律的瓦解;现代智力(modern int ellect)的他者是多义性、认知失调、多价定义和偶然性,这些不可明确定位之物就是一种 失常、一种挑衅和对逻辑排中律的违犯;现代存在(modern existence)不断受到现代意识 的纠缠并被搅合成一种焦躁行动,而现代意识则是对现存秩序的不确定性的怀疑或觉察,这 一意识是由对秩序设计即消除矛盾性之筹划的不相恰性或非可行性的预先警告和批评。据此 ,鲍曼准确地认为,“典型的现代实践(即现代政策、现代智力、现代生活之实体)乃是为 根除矛盾性而作的努力,是一种为精确界定——并为压制和消灭不能或不会被精确定义的一 切而作的努力。”〔10〕

于是,不宽容成了现代实践的自然倾向,它要求对一

切不可 同化、“规训”(福柯语)之物加以否定——要求对“他者”去合法化。

鲍曼观点的震撼力在于,矛盾性被排挤到了现代性之外,它成了“现代性的弃物”。可 是,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它也是现代性的要素,因为矛盾性还在持续发生,它不仅每天都发 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在對矛盾性的斗争中总是既具有自身毁灭性又具有自身推进性 ,换言之,追求秩序的行动产生出新的混乱领域,矛盾性随着现代性的每一次胜利而不断强 大。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矛盾性正是我们现时代最真切的担忧和关切。

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现代性通过为自己确立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而使自己成为可能。正是 这种在全部努力中无处不显的不确定性、混乱和矛盾性,使得焦躁不定的生活既可行又不可 避免,并有效杜绝了全部努力最终停歇的可能。现代性的历程就这样延展于无以为继的昨天 和不可企及的未来之间。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矛盾性的深深存在已经在动摇和打击我们对秩序、意义的信 仰,而且“与现代筹划的盲目自大、傲慢和合法梦想的毁灭性相比,这一打破迷信的思想( 启蒙不是将其边缘化而是对其进行了强化)可以证明并不具有过分的自身毁灭性。”〔11〕相 反,它总是在警醒我们对“当下”真实生存的反思,某种意义上也在提示一个新的“救赎” 时代的到来。

三、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新的“救赎”——逃离规训,通往自由——之路,其实,鲍曼在论述他的现代性时 已经 提示我们了:“现代性是试图在现代主义中将目光转向自己以获得清晰的视力和自知,这些 将最终证明是不可能的,从而为后现代的再确定铺平了道路。”在鲍曼看来,后现代性几乎 和现代性一样古老,它根源于现代性与生俱在的矛盾性,这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一种亲身的 体验,它略带迟疑地伴随着依靠筹划和分类构造世界和人类自身的企图和“努力”。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这个后现代思潮的主将也曾表达过和鲍曼大致相同的看法,他 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先经历过后现代,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的,换言之,自从人们在“叙述 ”现代性的故事时,后现代性就已经不为人知,甚至隐姓埋名地出现在现代性每天所叙述的 故事中,后现代犹如一根刺,一开始就深深扎进现代性的身体中,但同时又象犹太人的弥赛 亚(意即“救赎”)一样,在我们同现存沟通、交流变得困难和局促时,给我们以鼓舞和希 望。我们认为,鲍曼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来“叙述”他的后现代性的。

启蒙以来或者说人们与神定世界告别以来,现代性秩序建构的努力就一直没有中断和停 止过。现代性的精英们,过去、现在甚至将来,他们一直在筹划和算计着如何将理性强加在 “未被加工的、质朴的”世界之上,企图为它祛魅,剥夺它的灵性和活力,使它成为人们主 观行为的对象即客体,以及符合人类设想、设计的特定形式。他们不仅对自然界这样做了, 还企图将同样的策略施加在具体的人类存在上。鲍曼清醒地看到,这一策略产生了许多巨大 的损失和非常不确定的结果。自然和人类的内在特性以及灵性、创造性、想象力等都被窒息 和扼杀了。新的意义和目的从外部强加而来。理性化的现代人看见的不再是“大地、森林和 水”,

而是“矿石、木材和污水处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当自然变得越来越没有活力和 灵性,当具体的人类存在变得越来越顺应环境,他们的主体性和生存的原始本性就可能遭到 否定,他们可能变得更易接受工具的意义,变得更喜欢木材和水渠,而不是森林和湖泊。另 一个重要的后果是恐惧,即由大地的毁灭、诸神的隐退所带来的生存根基的虚无、价值和意 义的失落。〔12〕

现代性以美好的愿望、解放人类自身的允诺开始,到头来却使人一步步陷入泥沼、举步 维艰,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人类似乎正像茫茫大海里的一叶扁舟,不知何处是自己的真正 归宿更不知“身”在何方。“流浪者”和“观光客”鲍曼用这两个词准确刻画了我们现代人 的真实生存状态和内心体验、感受。

未能成其为应该所是,乃是当下所具有的不可赎救的“原罪”,但是历史不会终结,在 前行中,哪天我们一觉醒来可能会真的发现,其实我们早已没身于“后—世”之中,也即鲍 曼向我们极力叙说的“后现代栖息地”。

在鲍曼看来,后现代栖息地是个复杂的甚而说相互矛盾的系统,它的机制不能被简化成 数学统计或科学逻辑的公式。在这栖息地里,没有谁会自称拥有绝对之真理,即便有人这样 做了,其他人也不会受其影响,人们的行为完全处于不受决定的具有自主性的状态之中。这 一栖息地是无法预测的、不确定的、自由的、充满希望和鼓舞的。

后现代栖息地的无法预测、非确定性使得制定一个至高无上的生活计划不再可能,也使 得现在乃至我们既往的所有筹划显得多余和可笑。相反,人们现在根据其他在栖息地中四处 盘旋的代理或流动的信息来给自己自主定位,并以此来获得“自我”在流变和莫测中的价值 和意义。这一“自我构造的过程没有可见的终点,甚至没有稳定的方向。”鲍曼如是说。

然而,自由带来了不确定、虚无甚而恐惧。在光怪陆离的流变中,人们需要再次得到保 证,需要抚慰,尽管他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如果说,现代性中,人们牺牲自由换取了 确定、秩序,那么在后现代性中,更多的人虽然感到了自由,但是另外的需要在折磨着他们 ,这就是对安全和确定的渴望。

因而,正如鲍曼在其《现代性与矛盾性》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 着现代性的终结,意味着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拒斥。后现代性只是那以一种长期的、专注的、 清醒的眼光反观它自身、它的状况以及它过往的工作。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后现代性 是在现代性的觉醒中出现的一种理论视角,它是反观自身并估价其力量和弱点的现代主义, 一个懂得与自身不可能性相妥协的现代性,一个自我监控与反思的现代性,一个正在成年的 现代性。〔13〕

四、简短的结语

启蒙以降,哲学的命运已经与现代性的命运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哲学的存在

不是因为理 性已经实现,相反,它仍然“在路上”(海德格尔语)。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现时代 的真正哲学必须能对上述现实提出解释,并为理性的实现指明方向。在这方面,鲍曼给我们 传递的信息是:与其说我们应该相信混乱,不如说我们应该利用身边普通的生活素材,去创 造我们自身的秩序,去创建我们自身的伦理规范。恰恰是在对他者的关爱中,而不是在对崇 高和终极的主张中,我们表现出了博爱。我们依旧有可能团结起来,至少能够按照理想的方 式去行动。同时,我们需要警惕和留心现代性的灾难,以便理解和懂得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处 于困境之中。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鲍曼的观点和主张,但是鲍曼的独到而又精辟的现代性和 后现代性之分析、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来说,真正是警醒意 识和启发意义并具。

[参考文献]

〔1〕 李玉用.从海德格尔的“座架”看当代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及其批判〔J〕.兰州学刊. 2006(12).

〔2〕 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7.

〔3〕 高兹.经济理性批判〔M〕.伦敦.1989:1-2.

〔4〕〔5〕〔8〕(9〕 〔10〕 〔11〕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7, 7,7,11,12-13,27.

〔6〕 〔12〕丹尼斯·史密斯.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M〕.萧韶,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21,172-174.

〔7〕 Habermas.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New German Critique, 1981. No.22 (winter).

〔13〕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272.

〔責任编辑:张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