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清代学术研究的成就和特点

第３７卷第２期　－　２０１１年３月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ｏｆ　Ｘｕ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Ｖ０１．３７．Ｎｏ．２　Ｍａｒ．．２０ｌ１　张舜徽先生清代学术研究的成就和特点　杨绪敏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苏徐州２２１１１６）　［关键词］．张舜徽；清代学术研究；成就；特点　［摘要］　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在长期的治学过程　中，他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者“言必有证”、实事求是的学风，同时又“深病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　考证之文”之弊，因此既重视史料的分析和考证，更注重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从《清人文集别录》、《清人　笔记条辨》到《清儒学记》、《文史通叉平议》等，无不反映出先生扎实的考据功底和善于融会贯通、能自成一家　之言的治学风范。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６４２５（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９４－０６　２０１１年８月５日是我国著名历史文献学家　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张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可　集”的说法，他认为，阅读清人文集、笔记不仅可　以从中考当代掌故、前哲事实、学术流别、群籍义　谓博大精深，著作等身。他自称：“余之治学，始　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　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　例等，而且阅读乾嘉朴学家的著述，了解其中诂　经、证史、议礼、明制、考文、审音等内容，“为用尤　弘，又不啻为经、史、小学、群书之羽翼矣”＿　ｊ　Ｊ。　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　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　各有所述。”　】　先生研究的范围涉及诸子学、小　学、校勘学、目录学、史学理论、清代学术等诸方　面。其中关于清代学术研究方面，先生曾耗费相　当的心血和时日，给后人留下了《清人文集别　录》、《清人笔记条辨》、《顾亭林学记》、《清代扬　《清人文集别录》一书是先生在阅读清人文　集的过程中，仿照刘向《别录》的体例所撰写的一　部关于清人文集的目录学著作。先生自称：“清　人文集夥矣。以舜徽之陋，所得寓目者，才一千一　百余家。其间有博大精深、常加籀绎者；有胜义缤　纷、尝再三诵习者；有瑕瑜互见、仅涉猎一周者；有　辞义庸浅、览之不欲终卷者。……顾每集读毕，辄　好考作者行事，记书中要旨，究其论证之得失，核　其学识之深浅。各为叙录一篇，妄欲附于校雠流　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兴替。”　在《清人文集别录自序》中，先生说明编纂该　书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在每部文集提要中“首　州学记》、《清儒学记》、《文史通义平议》等著述，　在清代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　张舜徽先生早年就曾致力于清史的研究，他　说：“我在年轻时代，志气甚壮，读大书不畏难，做　工夫不怕苦。校读《二十四史》既毕，复通览《清　史稿》一过，浩然有改修《清史》的想法，欲以一人　之力，负此重任，因搜求碑传及文集、笔记遍读之。　摘取其要，以备采用。……五十后所刊《清人文　必致详于作者行事”，其目的在于“既以远绍前　规，亦欲以为知人论世之助耳”。二是“记书中要　旨，究其论证之得失，核其学识之深浅”。三是　“今于辨章学术之际，凡诸家考证之语，论断审　密，信有发前人所未发者，亦特为拈出，以与学者　详之”　。　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诸书，就是从早年为改　修《清史》时读书所得的笔记中整理而成。”　先生认为研究清代学术必须重视从清人文　集、笔记中搜集资料，他非常赞同张之洞在《蝤轩　语・语学篇》所云“读国朝人文集有实用，胜于古　先生在介绍“作者行事”和记述“书中要旨”　时，并不只是简单介绍作者事迹及其作品内容，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作者简介杨绪敏，男，江苏睢宁人，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中多有反映先生独到见解的评论。比如在卷１　“《牧斋初学集》、《有学集》”条中，他评价钱谦益　说：“谦益节概行事，多可訾议，宜儒林所不齿。　然昔贤常称不以人废言，况谦益有大名于当时，固　未可存而不论也。谦益富于藏书，构绛云楼以贮　之。涉览极广，所学遂浩博无涯诶。当时阎若璩　以学问雄海内，而生平最钦服者三人，自顾炎武、　黄宗羲外，则谦益也（见阎氏所撰《黄南雷哀　词》）。又曾列谦益之名冠十四圣人之首（见《潜　丘劁记・与戴唐器书》）其推崇谦益至矣。余细　读《初学集》、《有学集》，始知谦益湛深经史，学有　本原，故论议通达，多可取者。”先生同时指出：　“后世薄其为人，遽轻其书，过矣。”＿６　再如在卷６“《鲒琦亭集》、《外编》”条中，他　评价全祖望《鲒琦亭集》说：“集中所载《明季诸公　碑表》，详尽核实，足补史传之缺。其次于清初儒　学，若顾炎武、黄宗羲、李颞……诸人行事，皆详加　稽访，分撰碑、表、传、志以张之。考论三百年来学　术流别者，又不可不探究于此也。……大抵祖望　之学，长于征文考献。于南宋残明遗事，尤极贯　串，有阐幽表微之功。尝博采群书，补辑《宋元学　案》。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皆足见　其汲古之深。”在肯定其学术成就的同时，也对其　为人进行了评价：“吾观祖望一生，非第睥睨当　世，且好讥弹前人，论黄宗羲，则日：‘党人之习气　未尽，文人之习气未除。’（见《外编》卷四十四《答　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讥阎若璩为学究陋儒（见　《外编》卷二十七《题古文尚书疏证》），薄邵廷案　读书太少（见《外编》卷四十七《答诸生问思复堂　集帖》）。其实祖望记酶而博，不名一家，专精固　不逮若璩，醇实亦未必过廷窠。若欲上驾宗羲，多　见其不知量也。”　又如他评价毛奇龄说：“奇龄博学雄辩，固是　不废大家，然语多过激，流于肆诞，而不自觉，此其　所短也。……昔阮元尝以乾嘉学术开山之功，推　诸奇龄。于所撰《西河集后序》中畅言之。余则　以为学者用力之端，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　虫鱼，奇龄也不能辞其咎。观集中文字，隽辨不　穷，纵横浩博，足以发人神智者虽多，然其沾沾自　喜，好肆讥前，不可为训之处，亦复不少。后人无　其才识，而徒效其疏狂，则又启学者轻薄之渐矣。　奇龄考古之功，未能邃密。援引既广，而多失于持　择，又不覆检原书，故不免舛误错出。”＿８　诸如此　类的评价，均不因人而废言，客观而公正，反映了　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在出版《清人文集别录》１Ｏ年后，先生又从三　百余家清人笔记中筛选出百家，作《清人笔记条　辨》。他所遴选出的百家清人笔记，其中“有辨章　学术者，有考证经籍者，有证说名物制度者，有订　正文字音义者，有品定文艺高下者，有阐述养生方　术者，得失互见，多可商榷”。先生自称：“窃不自　量，从而平亭是非。凡遇精义美言，则为之引申发　明；或值谬说曲解，则为之考定驳正。”＿９　可见，该　书撰写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引申发明笔记中的　“精义美言”，二是考定驳正笔记中的“谬说曲　解”。　比如在“《日知录》、《日知余录》、《菰中随　笔》”条中，先生对顾炎武的许多“精义美言”进行　了引申发明。如对顾氏所言“天下无无书不读之　人，而有不必读之书”。先生认为：“亭林此言，真　不刊之弘教也。盖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而书籍浩　如烟海，何由犏索而尽读之？昔人每言‘善取不　如善弃’，意在斯矣。大抵从事学问，必有宗旨、　有别择，始可语乎精深博大。否则泛滥而无归宿，　凌乱而乏统纪，只得谓之杂，不得谓之博，博杂之　辨，尤不可不审。”＿１　先生所言，不仅是对顾氏所　言的引申，也是他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无疑可以　启迪和嘉惠后学，使之少走弯路。再如对顾氏所　言：“与君辈相处之日短，与后世人相处之日长”，　“立千秋以上之人于前，而与之对谈；立千载以下　之人于旁，而防其纠摘。”先生阐发说：“详绎此数　语，可悟士夫如欲藉立言以图不朽，不可不慎之重　之。亭林为《日知录》，一岁之中仅得数条或数十　条，可谓慎重矣，而犹不免有人纠摘于其后，甚矣　著述之难言也。”Ｉｌ１］在此说明“立言”必须慎重，　著述更待后人纠摘和评说，不可草率为之。先生　还针对顾氏所谓“古人好以己之著书假作他人，　今人好以他人之书假作自己”，指出：“此语道破　数千年间著述之弊，甚中肯綮。大抵古人志在传　其道艺，恐己名不足取重，故必嫁名他人。后人志　在弋名邀誉，以为干禄射利之阶，故不惜掠他人之　书以为已有。今则托古固可不必，而剿袭允宜深　戒也。”　在此，先生把古人著述“嫁名他人”与　今人著述掠他人成果为己有作了比较，既批评了　今人中著述动机不纯者，同时又告诫了著述者　“剿袭允宜深戒”，这无疑具有明显的针砭时弊的　意义。　先生同时对清人笔记中“谬说曲解”进行了　考定驳正。如针对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卷７　“王安石狂妄”条所云：“安石在相位，行新法，举　朝交争。安石有诗云：‘众人纷纷何足兢，是非吾　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惟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　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是亦以圣人自许也。　……古来迷国罔上之臣，先后一辙。安石非独得　罪于宋朝，实得罪于名教。岂可以其小有才而末　减其狂惑丧心之大恶哉！”先生指出：“按竹汀此　论，过矣。如所举介甫之诗，实所以自明心迹。不　计一时之毁誉，但问异日之利病，是何等阔大之胸　怀！商君所云：‘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　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圈于成事，知者见　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　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　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大抵古　今有志变法图强之士，莫不具此高识，而后能毅然　行之不疑。至于毁誉是非，固非其所计也。介甫　行新政时，攻诋之者视同仇雠。介甫自励则云：　‘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但求诸己，　自责已甚，何尝有予圣之意乎！今检苏、程、司马　诸家诗文，诋斥介甫之作为不少矣。而《临川集》　百卷之内，未见有反唇相讥之辞，其气度为　何如。’’［】３］　再如针对王鸣盛《蛾术编》卷２“谶纬”条所　云：“纬书者经之纬也，亦称谶。”又云；“谶纬在　汉，通儒无不习之。”先生指出：“按此皆大有语　病。明胡应麟已云：‘世率以谶纬并论，二书虽相　表里而实不同。’（《四部正讹》上）《四库提要》亦　云：‘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　也。’（《四库总目》卷六《易类》六《跋》）可知谶纬　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前人久论定矣。即以郑玄注　《礼》笺《诗》而言，所引虽不乏纬书说，而未尝称　述图谶。郑君《戒子书》所云：‘时祝秘书纬术之　奥’，谓纬学耳。盖纬可以羽翼经典，而谶则托符　命以说休咎，二者本源实异，后乃误合为一，不谓　西庄亦复乱之。”¨　《清儒学记》是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一部　总结性的力作。早在１９５７年先生出版《顾亭林学　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再　版），１９６２年又出版《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　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先生大约于１９８８年前后　最后撰成《清儒学记》（齐鲁书社１９９１年出版）。　先生认为，“总结一代学术，必须有重点地加　以介绍，而不是所有学者都要胪列无遗”。而黄　宗羲首创的“学案体”“重在阐述各学派的统系和　师说渊源”，“既名学案，便必求全，深恐偶有遗　９６　漏，见訾于人，所以叙录之际，宁滥毋缺。这种体　例，早已成为过去”＿】　。他认为：“清代学者，有　些人有师承，有传授；而更多的人，全由自学成才，　无师自通，谈不上有什么渊源。这是和宋明学术　界特别是理学诸儒的学风截然不同的地方。”因　此，《清儒学记》一书采用比较灵活的体例，一是　对于“同在一个地区，彼此影响，自然形成一种学　术风尚的”，如浙东、湖南、扬州、常州，“自有综合　叙述的必要”，于是分别设立“浙东学记”、“湖南　学记”、“扬州学记”、“常州学记”。二是对于像顾　炎武、张履祥、颜元、李塔、戴震、钱大听等，因其　“或开宗立派，自创新说；或沉潜朴学，多所发明；　都是特立拔起的人物”，于是“各述学记，用以统　括一代学术之全”。三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根据　实际情况，有时可以进退”＿１　。如在常州诸儒后　附列龚自珍、康有为二人。在浙东诸儒中，因孙诒　让“在近代学术史上实有承前启后、开创风气的　功绩而成就特大，所以他的家乡虽属浙东，今不附　载其学术、行事于《浙东学记》，而专为一记以表　彰之”［”］。　先生还认为，撰写“学记”不必沿袭晚清戴望　《颜氏学记》那种“但事钞录，全无论断的体例”，　“而应将每一位学者治学的方法、态度和精神，以　及他的学术渊源、为学次第，作出全面而概括的说　明；并且运用新的观点，针对其缺点错误，进行分　析批判；这才体现出与旧的‘学案’不同之　处”＿１　。显然先生在撰写《清儒学记》的过程中，　对旧的“学案体”和“学记体”进行了必要的改造　和创新，赋予旧的文体以新的内容。　《清儒学记》在总结清代学者学术成就的过　程中，除条理史实外，还特别注意给读史者提供其　“观摩借鉴的一面”。先生在写作时特别注意体　认和总结“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进德修业之　方”。将“他们的言行中可为后世师模的，都列举　出来了”。特别注意总结清代朴学家们的治学之　道，希望读史者在“博观约取”的过程中，能“择其　有裨实用的东西，加以消化灌注到读书实践中　去’’［　。　比如在《顾亭林学记》中，先生在充分肯定了　顾氏刻苦钻研、努力不懈的治学精神的基础上认　为：“大凡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必然经过长期刻　苦钻研的过程，抱着朴素而老实的学习态度，不取　巧，不偷懒，脚踏实地，从低处下手，行之以渐，持　之以恒，才能积微末以至高大。至于在长期刻苦　钻研的过程中，能否坚持到底，不致一曝十寒，这　便取决于每个人是否真正有坚定不移的治学精　神。有的人取得成功，有的人半途而废，关键便在　这里。”　叫这不仅是对顾炎武一生治学精神的总　结，同时也是先生一生治学所信奉的准则。在当　下学风浮躁的情况下，这段话仍然能起到振聋发　聩的作用。　再如在《钱大听学记》中，他将钱氏史学考证　的方法归结为三点：“一是取证、汇集大量的资　料，主要是当时的《廿二史》，再辅之以稗史杂记、　方志家谱作为参考，还运用一些金石文字记载以　为佐证，使所考必有确切的依据。二是比较，从很　多的资料中，考证一些历史事实，先排比其现象，　张舜徽先生还十分赞赏顾炎武“忠实而又谦　再勘对其异同，继观察其联系，以推求历史的真　谨”的治学态度，他认为看一个人是否做到“忠实　而又谦谨”，“首先体现在对前人的劳动成果，必　须十分尊重，不可湮没它。甚至自己在某些问题　上虽有发明或发现，一旦发觉古人在若干年前已　经说过，便须放弃自己的见解，标举古人的见解。　这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起码应有的态度”＿２　。顾炎　武曾对著作作过这样的界定：“必古人所未及就，　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　先生评价　说：“这又是怎样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有　了这种态度和志气，自然对世俗一般进行剽窃者　之所为，深恶痛绝，引为厉禁。”＿２　在《日知录》卷　１８“窃书”条中，顾炎武称：“若有明一代之人，其　所著者，无非窃盗而已。”又说：“今代之人，但有　薄行而无俊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　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　先生认为：　“这种言论，对当时学术界投下了有效的针砭，对　后来著述家们提出了有力的警告。”　先生还十分注意总结清儒的治学方法，以为　后人提供借鉴。比如在《顾炎武学记》中，他总结　了顾氏之学的四个特点：一是重视实地调查和考　察的工作。他认为：“一个人只关在房子内读死　书，足迹不越家门一步，很难有所成就。”二是重　视当代掌故和时事的学习。他引清初学者刘廷献　的话说：“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　群书，亦只算得半个学者。”三是善于运用归纳的　方法研究问题。他认为：“清代学者们治学方法　的最大特色，便在于对每一个事物的考明，先进行　归纳的研究，然后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四是善　于掌握用联系的观点分析事物。他认为顾氏治学　的过程中“从来不孤立地根据个别现象或材料，　马上作出轻率的结论。相反，他经常联系到各方　面去研究它、分析它。联系的内容，又往往包括书　本的记载和实地考察所得的知识”。他把顾氏联　系看问题的方法归结为“一种是纵的联系一即时　间的联系，把问题摆在不同时代中去考察；又一种　是横的联系一即地域的联系，把问题摆在不同地　区里去考察。有时二者又交错起来，大加论证一　番’’［　。　实，然后断定史籍记载的真伪与是非。三是专题　探索，找出历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某人、某　事、某制度、某地名、某文物、某建制的专题研究。　将资料整理出头绪来，弄清所考的问题，写成考、　辩、释、论一类的专篇。”他认为：“这种实事求是　的治史方法，一直影响到近几十年史学界的考证　学，还有不少的人，在许多方面，仍然沿着钱氏治　史的道路与方法向前发展的。”　先生总结清儒　的治学方法，带有明显的启迪后学的作用。　在清代史学史研究领域，先生著有《文史通　义平议》、《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等。在《文史通义　平议》中，先生就《文史通义》中“议论之精者，表　而出之；其或疏舛，辄加考明”　Ｊ。比如针对章学　诚提出的“六经皆史”说，先生指出：“王守仁《传　习录》，已昌言《五经》皆史。其后王世贞尝言：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　’……。李贽亦日：‘《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　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　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　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日六经皆史可　也。’可知六经皆史之说，早已发于明人，不自章　氏始也。”＿２　在此将“六经皆史”说的源流作了明　确的考证。再如，针对章氏在《书教下》中所云：　“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　类。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　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　也。”先生认为：“宋贤史学，大抵步趋汉儒。司马　《通鉴》，衍苟悦之例者也；郑樵《通志》，衍太史公　之例者也。若纪事本末之书，则实古无是体，而宋　人创之。礼以义起，为用尤弘。何必远攀三古，谓　为《尚书》之遗教乎！”＿３　他批评章氏将纪事本末　体的产生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受《尚书》体例的影　响。又如章氏在《言公》篇中所云：“世之讥史迁　者，责其裁裂《尚书》、《左氏》、《国语》、《国策》之　文，以谓割裂而无当。世之讥班固者，责其孝武以　前之袭迁书，以为盗袭而无耻。此则全不通乎文　理之论也。”先生在此基础上阐发说　史部群书，职在记事，与夫以立言为宗之　　。９７　群经诸子有所不同，此编述之业所以不同于　著作也。记事必前有所承，苟义例精审，原不　嫌于因袭。前乎司马氏者，若吕不韦辑智略　士，纂八《览》、六《论》、十二《纪》，自以为备　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校其所录，举凡道、墨、　兵、农诸家之言，与夫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甄　采甚广，而不言出自前人。与太史公之取　《尚书》以撰《五帝》、《三王本纪》，取《左传》　以撰列国《世家》，而不明标出处者，为例正　同。盖编述之业，实寓有笔削之意，既删群籍　之要以成吾书。则原书皆可土苴视之。又吾　所裁取者，悉天下之所共有，世人之所公知，　不烦称举而自明，又何庸一一条列以为之注。　推求作者之用心，亦必如此。以其综辑排比，　整炼而有剪裁，故能自成一家之书。论者徒　病《史记》、《汉书》抄袭陈篇甚多，而不知《春　秋》、《尚书》，亦皆前有所承，悉本旧文。唐　以来设馆修史，无不根据《实录》，整齐排比　而后成书，亦犹之钞辑也。下观宋世史学，则　非特《文献通考》为钞，即《通志》亦钞，《通　鉴》亦钞。然则总史部之书，钞辑者居其太　半矣。以其为编述之业，与立言之书本自不　同耳［　。　先生在此阐明了史学编述之作与群经诸子立　言之作的差异，说明史学编述之作前有所承，自古　而然。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第二节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先生则从“扩大了史　学范围”、“明辨了史书编述工作中的不同功用”、　“提高了方志在史学中的地位”等方面总结了章　氏在史学方面的特殊贡献。　先生在论述清代学术时特别注意“考镜源　流”，比如他在论及乾嘉考据学时指出：“乾嘉考　证之学，都由宋代学者开辟途径、启示方法、为之　先导的。……就小学（即语言文字之学）论，校定　《说文》，自徐铉始；为《说文》作传，自徐锴始；创　右文之说，自王圣美始；考论古韵，自吴械始；为　《尔雅》作疏，自邢呙始；就经学论，攻伪《古文尚　书》，自吴械、朱熹始；斥河图洛书之妄，自欧阳修　始；为《礼经》作图，自聂崇义始；尊信《诗序》，自　吕祖谦始；辑汉人旧注，自王应麟始。至于从事金　石考证，由欧阳修、赵明诚开其端；编造私家书目　解题，自晁公武、陈振孙振其绪。可知清代乾嘉学　者们在朴学方面所做的各项工作，都是沿着宋代　学者已开辟的途径向前发展推进的。”＿３　９８　先生在论述问题时，往往不苟同前人，有自己　独到的见解。比如针对顾炎武所云：“古之所谓　理学，经学也。”先生特别指出：“古人所谓理学，　是从经学里面提炼出来的。非长期钻研经学，自　然够不上谈理学。而绝不是直截用经学代替理　学，语意十分明显。后来全祖望所撰《亭林先生　神道表》，称引其语，直作‘经学即理学’，和顾氏　原意，大有距离。这是由于误解了顾氏的话，好像　顾氏平日只强调讲经学而不必讲理学似的。此后　乾嘉学者们，便有所藉口，更不得不标举汉学旗　帜，来敌视理学。风气所趋，大有‘使有宋不得为　代，朱子不得为人’的模样。他们虽众口同声，奉　顾氏为开山祖师，但和顾氏论学宗旨，远不相合。　因为顾氏平生所反对的理学，仅限于掺杂了禅学　成分的理学，从来没有反对过从五经、四书中提炼　出来的理学。也没有反对过其他理学家。所以他　一生对宋代程颐、朱熹，是十分推重的；对其他理　学家的言论，是普遍引用的。这和后来的乾嘉学　者们所采取的态度，迥然不同。我们今天必须弄　清楚这一点，才能找到顾氏论学的本旨。”　３　先生对于清代学术的总结，往往有许多发前　人未发的结论。如评价扬州学派学术特征时说：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为最专，徽学最　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　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　学遗说，摒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　是，视夫固泥者有问矣，而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　称举大义，其失也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　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３　这确　为真知灼见，说明扬州学派在继承吴、皖两派的基　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由专精进而发展为会　通，克服了吴、皖两派的固守和偏颇，达到创新和　通大。　总而言之，张舜徽先生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　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者“言必有证”、实事求是的　学风，同时又“深病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　能为考证之文”之弊　。他认为：“居今Ｅｔ而言　考证，宜以扬州诸儒为法，于名物度数之中，推见　其大本大原，以期周于世用，一救往昔支离破碎之　病。”＿３　因此，他既重视史料的分析和考证，更注　重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从《清人文集别　录》、《清人笔记条辨》到《清儒学记》、《文史通义　平议》等，无不反映了先生扎实的考据功底和善　于融会贯通、能成一家之言的治学风范。　［参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考　文献］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１］张舜徽：《八十自叙》，《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　［１４］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卷３“《蛾术编》”条，见《张舜徽集》，　［２］［１５］［１６］［１８］［１９］张舜徽：《清儒学记自序》，《张舜徽集》“清　［１７］张舜徽：《孙诒让学记》，《张舜徽集》“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　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４］［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自序》，《张舜徽学术论著选》，　［２Ｏ］［２１］［２３］［２５］［２６］［３３］张舜徽：《顾亭林学记》，《张舜徽集》　［６］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１“《牧斋初学集》、《有学集》”条，　［２２］顾炎武：《日知录》卷ｌ９“著书之难”，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年版。　见《张舜徽集》“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４］顾炎武：《日知录》卷１８“窃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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