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以后的纠“左”努力

作者： 胡新民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9年第4期

1 959年7月2日至8月1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江西庐山举行，史称庐山会议。会议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由于中途出现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事件，导致了会议主题的变化。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文件。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四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但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毛泽东始终警惕“反面成绩”

1959年8月11日上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把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接着，毛泽东谈到了1958年以来的“正面成绩”和“反面成绩”。“反面成绩”指的是“‘共产风’、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否定商品交换、等价交换、价值法则，还有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引起城乡各阶级紧张。”

在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彭德怀等人的态度时，意味深长地说：“（他们）看起来，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认识，承认了错误。当然，还有一个将来实践的问题。（刘少奇：不要性急。）听说你讲过这个话，不要性急。这里头不要搞大跃进。这二十几天已经是大跃进了，同志们，再搞大跃进就不好了。”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京，在沿途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特别是生产方面的情况。在随后的日子里，国家安全问题，即当时的中苏关系、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还有中美关系以及与其相联的美国的“和平演变”问题，耗费了毛泽东很大的精力。但是，国内经济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除了深入实地调研外，一方面要反右倾鼓干劲，另一方面还不能对“左”放松警惕，例如毛泽东在1960年3月23日批示：“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作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

毛泽东提出“有右反右，有‘左’反‘左’”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认为全党统一了认识，会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于是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经济问题上，放到了反右倾鼓干劲上。但反右倾造成的“十分严重的后果”（《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第509页），使得庐山会议后急于过渡、共产风等“左”的错误重新泛滥，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加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面对严重的现实，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在继续反右倾的同时，深入调查研究，接续前一时期的纠“左”努力。从1960年初批转广东《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和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到年末对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的认

真修改，一直到1961年亲自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亲自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都是为了更快地更有效地纠正“左”的错误。

1960年12月27日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要求“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12月30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在听取东北小组和华北小组讨论情况时，毛泽东说：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原来估计一九六○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年有天灾又有人祸，敌人的破坏尚且不说，我们工作上是有错误的。

“克服困难，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 第512页）毛泽东在1月18日主持八届九中全会全体会议时说：近几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对刮“共产风”情况就不明。中间又夹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打乱了反“左”。去年这一年，中央几个主要同志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国际问题上，专顾那一头去了，就影响了地方工作。坚决退赔“共产风”刮来的东西，不许可不退不赔。应该退赔的要彻底退赔，农村要坚决整掉“五风”。毛泽东还说：庐山会议犯错误的少数同志，我们希望也跟他们团结起来。

会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带领工作组赴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带领三个调查组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带领的各调查组汇集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5日晚，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回顾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的情况时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他们说有400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的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毛泽东于（1961年）3月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条例起草、修订、再修订的一年零六个月时间里，全党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开始一个又一个地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的错误。”1961年3月19日中午，毛泽东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修改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几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〇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年谱 4》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564页）

5月2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安排等问题。毛泽东说：会议打算开半个月，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问题。在谈到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说：食堂，原来都说是群众要求办，说群众如何热烈欢迎，现在看，群众实际是不欢迎的，是反对的。庐山会议时，四川、湖南、河南都坚持要大办食堂，以后还有贵州、云南、上海附近的十个县都要办。那时分成两派，要办就办。现在群众不欢迎它，这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可知了解群众心理不容易啊！

“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对各地来信中反映的关于庐山会议后出现的问题很重视。1961年5月15日，毛泽东在阅王任重关于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信中，看到反映湖南的第一个主要问题是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中是非界限有些不清，一部分好同志被打击，一些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阶级报复，在湖南一部分地区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各同志。”后来6月1日，毛泽东又批示将此信和其它关于湖南工作的三封信，一起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研究。“湖南的问题在各省、市、区大体相同，有普遍性，所以值得大家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这四封信中，有一封是刘少奇5月11日关于在长沙福临公社天华大队和在家乡宁乡的调查情况。刘少奇在信中说：“天华大队很有可能是被漏网的地主和富农分子实际上掌握领导（正在进行审查）。”“干部贪污多占的现象也相当严重等等。”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还提出意见，由中央文教小组起草了关于训练一批革命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工作，“防止地主富农的复辟”的文稿。刘少奇于6月3日将此文稿报送毛泽东并附信：“此件经小平同志提议，由我批印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尚未进行讨论。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用，请批示小平同志提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毛泽东6月4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提交工作会议讨论一下，如得同意，即可发出。”

6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谈到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认为已经从小学程度到了初中程度。在谈到庐山会议时，他说：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毛泽东还说：现在的“三瘦”（即土地、人、牲畜瘦了——笔者注），主要是中央和我的责任，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年谱 4》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596-598页）

紧接着在6月12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毛泽东又谈到了庐山会议。他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同上 第600页)

1962年9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议。毛泽东说：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问题。第三个主要问题就是党内团结问题。在谈到团结问题时，他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一看二帮嘛。只要你改正错误，你改好了，就好了嘛。我们坚决采取这样的态度。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他，绝不采取不理他的态度，更不采取杀人的态度。接着，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庐山会议，他说：还有一点，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这一点，请各部

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都要注意。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大家都搞阶级斗争，就把工作丢了。那一回，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还不觉悟。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我们不要受干扰，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毛泽东年谱 5》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151—153页）

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说：这几年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指毛泽东--引者注）总是最早发现，并提醒大家注意。”（《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杨胜群 陈晋 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 第142页）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写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情况：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一步步发展；经济上的调整和恢复工作大体上仍能按原计划进行，直到1965年胜利完成。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但矛盾被暂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