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ofYangtzeNormalUniversity
第29卷第6期Vol．29No．6
2013年12月
Dec.2013
□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族群记忆、祠墓祭拜与福利渗透：
清代巴蜀移民家族整合途径研究
龚义龙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４０００１５）
［摘要］学术界一般认为家族整合的途径主要有族类记忆、祠墓祭拜、家族通财。这里以
清代巴蜀移民家族为研究对象对家族整合的途径进行分析，认为族群记忆、祠墓祭拜、福利渗透只能是为维护家族团结所作的努力，其在多大程度上能整合移民家族是颇有疑问的。这与历史上江南地区家族整合的途径颇为异趣。这里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巴蜀族谱。
关键词］族群记忆；祠墓祭拜；福利渗透；巴蜀；家族整合［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ｋ２４９．２［Ａ［１６７４－３６５２（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１１－０６分家是影响家族变迁十分关键的事件。分家之后，有作为的分支家族成员通过二次创业积累财富；而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分支家族可能失去祖业或因为人口增加，生活水平急骤下降。家族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分化。
家族分化意味着富者“积累万金，陇亩数千”；而贫者“命运不辰，家计萧条”。在社会救助有限的清代巴蜀移民社会，贫困的家族成员自然向富者求助，因而“生觖望之思”，而富裕者却吝啬而“无推解之德”，“或以贵凌贱而势利灭其天亲，或以贱骄贵而忿傲施于骨肉”，“或偏听妻奴之浅识，或误信谗慝之虚词，因而诟谇倾排无所不至”
［１］
一、族谱记忆与家族教化
移民家族记忆有赖于先人向后世子孙口头传述祖先的创业历程，有赖于祠墓碑文及族谱对家族活动的记载。其中，族谱记忆乃移民家族记忆的基本形式。
族谱的修纂历史久远，自宋代以降，体例完备的“欧苏谱例”对后世修纂族谱影响深远，完备的体例为全面保存家族记忆提供了方便。一部族谱其主要内容包括：其一，“序言”一般对家族源流进行回溯，也会对族谱修纂的动机进行记述；其二，给家族历史上卓有声名的人物撰写“行状”、“墓志铭”、“年表”等；其三，申述祖墓、家祠祭拜的具体制度；其四、族规族约对家族成员的约束及教化；其五、世系的传衍，包括家族成员的生年卒月、墓所、墓向，特别是人丁的统计成为族谱篇幅最多的一项。
对家族源流的回溯，对族谱修纂动机的记述，给家族历史上卓有声名的人物撰写行状、墓志铭、年表等，修纂者一般都会详细地记述先人的艰辛创业历程，这本身就使家族成员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成为凝聚家族成员团结的一种方式。《吴氏族谱黄家沟开基祖振文公世系》载“补订家谱赞扬振文公
。于是家族成员或等同秦越，或视如路
人。除此而外，由于族人间的利益冲突、不肖子孙不听约束、婚嫁迎娶龃龉、言语启衅、奸情、夫妻吵闹、遗产承继的纷争、贫富贵贱分化、家族成员地位不平等等原因，移民家族内部难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隔阂。因此，移民家族难以不借助于任何手段而维持久远的团结。维持移民家族的团结实际上需要借助于两条途径，其一是借助于家族组织、福利渗透、族谱记忆；其二是借助于祠墓祭拜、家族教化等形式［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１３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年度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西部项目“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研究”（２０１３ＺＸＳ０３１）；２０１１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族
群融合与社会整合：清代重庆移民家族研究”（２０１１ＹＢＬＳ１０６）；。
［作者简介］龚义龙，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巴蜀移民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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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德阳济阳文通江氏谱》载“南梅公实行传文”、《杨氏续修族谱》载“椿公”、《廖氏族谱》载“高祖妣薛宜人传”都对本家族始迁祖的艰辛创业进行了记述。
原居嘉应州和平县的吴振文，年二十岁仍然穷困潦倒。康熙六十年，吴振文帮早入川者搬眷属至简州石钟滩，主人将到目的地，遂弃他而去。千里跋涉，人地两疏，兼以方言不通，腰仅二三十文，当时的惨状可以想见。吴振文哭泣于道旁，有杨翁者亦和平之早入川者，怜而收留之，继即佣工其家，十余年不易主，主客情洽。以十余年的辛力，遂得广资财积，兼收并蓄。
［３］
对其他祖先的记述更详细。仁寿《胡氏族谱》对迁蜀二世、三世的记述多于其他家族成员；新都《廖氏族谱》用很大篇幅记述始迁祖、迁蜀二世的勤俭创业活动；简阳《吴氏族谱》多次为始迁祖、迁蜀二世写“行状”。这既表明始迁祖置产兴业对移民家族繁衍兴盛产生的影响深远，也表明始迁祖勤俭创业的精神受到移民家族后世的重视。因而，始迁祖的创业活动成为家族教化十分重要的内容，甚至一些族谱将“艰苦创业，勤俭奋发”
①
作为家族精
神的核心［７］。不少移民家谱之“家诫”即曰：“明孝悌；贵恒业；重耕读；立德立功自当有为于世；凡娶妇初来及吾家子女皆当教以勤俭；俭为美德，吝则鄙夫；立身处世应事接物贵在择友；礼为万事纲纪，吾家冠婚丧祭务当事事循礼”
［８］
。
江南梅（１７２２—１７９７）初在粤时，门衰祚薄，效胶隔之遗风谋及锱铢以养厥父母。无如早潦时行，饥馑荐臻，仰事俯畜，艰无从出。于是南梅之父谓之曰：“尔生子多，当谋生活，毋以予二老在为念，以致束手待毙，奚益？”南梅为之隐然悲伤。奈饥寒日迫，始作迁蜀计。嘱弟奉菽水，典质备路资，临途泪别，生离心伤。偕妻率子沐雨栉风，洒泪而别。及至蜀，家于中江县，时仅存九两之银以养八口之家。乃佃耕糊口，竟获蝇头，孰意瘟蝗不时，六畜炙，赏本折。南梅不忮不求，若不知其遇之艰者，继而去三斗山，迁广汉卜宅连山斑竹园，粜籴营生，数载皇天眷顾，颇获盈囊。
［４］
移民家族通过修纂族谱与家族教化增强家族团结，可以说是移民家族为弥合家族内部的裂痕、增强家族凝聚力所作的一项努力。
二、兴修宗祠与祠墓祭拜
兴修宗祠与祠墓祭拜也是增强家族凝聚力的一条途径。迁蜀之初，面对着生存危机及人地两疏的困境，移民家族成员在协同创业之中表现出较强的协作精神，此时移民家族成员较少，因此，增强家族成员凝聚力还不是很紧迫之事。随着年深日久，家族成员日渐增多，家族成员的关系可能渐渐地疏远，甚或“喜不庆，忧不吊则形同路人”
［９］
。这就
使得增强家族凝聚力显得十分紧迫。为此，移民家族除修纂族谱外，还需要通过宗祠兴修与祠墓祭拜以凝聚家族成员，“氏族的凝聚仰赖于祖先崇拜”
［１０］
。
但是，选择哪一位祖先祭拜却关系到移民对亲属圈子与亲疏程度的界定。由此，家族之中再形成“大房”、“支房”等一个一个的分支家族圈子。新都廖氏家族对始迁祖体用祠祭拜之日，按常理，廖体用所有的后裔都需要参加。随着人口增多，廖进谷、藏谷、兴谷、万谷四祠后裔分别祭拜。再后来，廖氏迁蜀三世二十祠后裔各自祭拜其近世祖。
廖体用祠有祠田２０００多亩，每年约收租谷
杨清长，字椿（１６９９—１７５８）由粤迁蜀，遂为资阳、资中杨氏始祖。当其时，“家无担石之储，业无尺寸之籍”。营工度日，竭力孝养，始度居于大坟坝，继佃业于石家沟，“手胼足胝，铢积寸累”，不数十年遂有盈余，创买田业数处。
［５］
廖体用，字明达（１６７１—）迁蜀之前，家贫如洗，菽水不继，时粤荒旱，家徒壁立，岁将暮，族中有强横者迫害，遂于除夕之夜迁蜀。出门携钱四百文，艰难辗转。迄雍正四年岁暮，始至湖广。及至巴蜀，又勤俭操作，遂摆脱困境。
［６］
２４００余石。西蜀巨富体用祠祭规模及祠产开支如下：
以前祭祖盛况隆重热闹，不可言喻。最初以四大房裔孙全部合祭，以每年农历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祭三日，祠内自做有桌凳一百多套，每日从上午十点过开始吃中午饭，一直要开到下午四点多钟，才能
移民族谱对迁蜀始祖或开基祖活动的记述，比
①这四句话即所谓“客家精神”，很显然古氏已将其作为家族成员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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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每日有三四百桌。饭前餐后可在新河埝侧廖氏祠戏台看戏，由总理预先雇好艺人戏班。一日三餐由祠内派人送酒饭肉食，厨房厨工数十人，年需杀猪数十头鸡鸭鹅不计其数。后因人数太多太杂，无法管理，加上家具碗盘遗失损耗太多。年添置数十桌，有时都不敷用。在光绪十二年丙戍春，总理廖萃元添设纱灯二十三个，书上各君公名讳，由散管执灯桌间，令其裔孙入席，秩序稍定，损耗大减。在民国初年因匪风太猖，总理廖贵仁召合族散管族长商讨，停止大祭，以便管理，改为四大房各祭一日。以十月十二日起光文（万谷）裔孙起祭，次日兴文（兴谷）后裔，依次昌文（藏谷）后裔，十月十五日彩文（进谷）后裔，祭毕完事，仍按各君公入席就座，这样秩序井然不混。每年除上粮和春秋二祭用外，还赏优敬老（凡六十岁以上者不分男女均能领到半斗或一斗米钱的敬老钱），又按每男人为丁发放人丁钱若干。每年除以上开支外，余下还拿数百石黄谷按房分配。
［１２］
先年设有家课，后停止，惟赏老照旧规举行，其赏职贵，近另议规条不沿前格。兴文祠祠祭规模及祠产开支为：
祠设于省垣之梨花街，有街房十数间，祠田二百余亩，每年冬至日，八房子孙合祭，先期考课。其赏赉诸规俱仿高祖祠规之例。自道光晚年，八房剖而分之，并不除留嗣，因六八两房构讼，邑主判将正堂三间除留作祠业以奉祖祀云。今祠内有田七十余亩，旱土四十余亩，每年止扫墓合祭，其他尚未遑也。光文祠祠祭规模及祠产开支为：
建于简州文乡七里地名大坟湾甲山庚向。祠屋三重左右六房轮流居住，每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光文生辰六房子孙合祭，至道光十三年始添设家课，每岁以春分后一日及十二月十七日会考延师评定，分别奖赏俱仿高祖祠成例，至赏老暨节妇职贵俱有定规，遵行弗替。
新都廖氏共有祖祠、支祠３０座。其中，修建有始迁祖体用祠２座；迁蜀二世各有１祠，共４祠；迁蜀三世共有２０祠。这样，自廖氏始迁祖至迁蜀三世共建有宗祠２６座。迁蜀四世以下建祠的已经寥寥无几，有记载的只有４座。最初，新都廖氏合族春秋两次祭拜体用祠，后来迁蜀二世四房后裔分别祭拜体用祠一天。至于迁蜀二世４祠分别由二世四大房各自祭拜，而迁蜀三世的２０祠则分别由各支房后裔相聚而拜。事实上，分支家族选择近世祖宗祭拜使新都廖氏家族内形成多个分支家族圈子。应该说，这些分支家族圈子对廖氏迁蜀始祖廖体用所有后裔的凝聚，会产生很强的消解力。
鲁比·沃森（Ｒｕｂｉｅ．Ｓ．Ｗａｔｓｏｎ）曾描绘出“世系群”形成的两种基本过程。第一种是为了特定的目标小单位的融合的世系群。另一种是一个不断发——先祖孕育子嗣，子嗣又诞生更多子展的过程—嗣，后代又再繁衍出后代，最后，为了祭拜亡父或亡故的祖父而设立财产，世系群由此得到发展［１２］。如果说廖氏家族是由廖体用繁衍下来的“世系群”，那么，成都陈氏联络近世祖并不相同的２００余位来自广东的同姓，建祠祭拜特定的祖宗而形成的“同姓宗亲”，即是鲁比·沃森所谓“为了特定的目标小单位的融合的世系群”。新都廖氏的祠墓祭拜之文化内涵由缅怀祖先，转移为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与缅
较之体用祠，彩文（进谷）昆季四祠的祭祀规模已相形见绌了。彩文祠祭拜规模及祠产开支为：
彩文祠建于金堂西关外三十里，地名梁家桥。每年二月三日，与九月二十四日，六房子孙合祭，前期一日考课，后停止，惟赏老仍照旧规。石碑所载，历来遵照其祠屋轮流居住，亦有定限焉。彩文祠自咸丰七八年丁巳戊午间，为地界争讼数载不息，祭田半为债家折去，尝事大坏。廖贞松自龙安教谕谢病归，乃为清理，尝事稍举。同治中期，贞松弃世，有道接理……账簿搜剔债家宿弊，负贷始清，每岁得收谷二百余石。有道经理十余年，积金数千，添置尝业数处，于是每岁得收谷四百余石矣。
昌文祠祠祭规模及祠产开支为：
祠建于成都府东御街，历有年所，同治六年丁卯另行改造，更拓其基址，廊其堂庑，革故而鼎新之，作子山午向，用金一万五千有奇。每年十一月十一日三房子孙合祭，其祭祖考，及祖妣生辰均小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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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祖先二重意义，而后者祭拜特定的祖宗文化内涵，主要在于“一系乡亲，二系族谊”，急需“结合同宗团体以期久远”。当然，象征性的祭拜还表达着移民对故土的思念，以及弥补“先人庐墓远在粤东”的遗憾。
《陈氏族谱》记述：
成都陈氏始迁祖陈华英，字伯含（１７０５—１７９２），入蜀十年后因勤劳积蓄，置产安居。念先人庐墓远在粤东，山川阻隔而无由祭扫，于是倡首联宗，与华阳县迁川粤籍陈氏等联合广东来川族人自认捐金，随得七县族人同为广东入蜀者各认捐金，其中成都四十人、华阳三十余人、郫县二十余人、简阳七十余人、金堂十余人、新繁十余人、德阳十余人，共计约二百人均热心捐金建祠，数目不等，共收银约五百两正。陈华英迁蜀置业成都，因为交通较便，故与华阳同宗先行认识，继而与郫县、简阳、金堂、新都、德阳各县同宗联络认识，因同为广东来川者，一系乡亲，二系族谊，急切需要结合同宗团体以期久远。
［１３］
是２００余位粤东迁蜀同姓之人建立的特殊的“同乡会馆”。
依据对上述两类宗祠祭拜的分析，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的基本移民群体———移民家族，欲图借祠墓祭拜而增强家族成员的凝聚力可能难以实现。宗祠对家族成员也许会产生约束力，但家族成员是否对某宗祠产生认同却是该家族成员自己的事。
三、家族通财
移民家族对家族成员凝聚力的大小，有赖于家族成员对家族的认同程度，而增强家族成员对家族的认同主要依赖于三个相互依存的条件。第一是家族成员以“族”、“大房”、“支房”为单位举办祠墓春秋祭祀，以及借助家族教化阐释“水本木源”之思；第二是族谱、祠墓碑文对家族活动的记述及宗祠的兴修；第三是拥有一定规模的“家族通财”
①［１４］
，借助家族福利的形式，增强家族成员对
家族的向心力和家族对家族成员的凝聚力。
清代巴蜀众多移民家族的家族福利，罕有能够与新都廖氏家族比肩者。
廖体用于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入川，雍正十年（１７３２）置业于新都繁阳山下，至乾隆二年（１７３７）置业简州孙家嘴，乾隆八年（１７４３）置业华阳之新河堰、杨家坝等处业。至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已置田数千亩，“积租凡六千有余石”。“粤中亲故来蜀，依新都廖氏二世、三世垦荒者数十百家”。
［１５］
新都廖氏后裔对廖氏始迁祖体用祠、二世４祠、三世２０祠的祭拜情况表明，在廖氏家族内部，存在着以血缘亲疏为依据而界定的具有很大伸缩性的分支家族圈子。家族成员参加哪个宗祠的祭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选择的，这就使得祠墓祭拜在何种程度上对家族成员具有凝聚力，其主动权由家族成员自己掌握。既然掌握着这一主动权，家族成员选择祭拜哪个宗祠，关键在于其对那一层级的分支家族圈子的认同度。宗祠祭拜的另一种情况，即如成都陈氏联络近世祖不相同的２００余位来自广东的同姓，建祠祭拜特定的祖先。对于成都陈氏而言，加入宗祠的成员是否同一个近世祖的后裔，并非十分重要之事，联宗建祠的关键有两个，其一，自粤东入蜀成都陈氏“一系乡亲，二系族谊”，因此急切需要“结合同宗团体以期久远”；其二，“先人庐墓远在粤东，山川阻隔而无由祭扫”。这表明，２００余位粤东迁蜀宗亲建立的成都陈氏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联络同姓同乡之谊、壮大移民自身声威的象征性建筑，可以这样认为，成都陈氏祠实际上就
被时人称为“西蜀巨富”的廖体用修建２座宗祠，迁蜀二世修建４座宗祠，迁蜀三世兴建２０祠，而新都廖氏这三代男丁共２８丁口，迁蜀四世以后兴建宗祠者已寥寥无几。通过置业与建祠情况可以看出，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前后，廖氏迁蜀二世分析到的田产数量较大，至少在嘉庆中期，廖氏二世四房的后裔分别进行了一次分家析居，廖氏三世一代“能者增产数倍，不能者亦不失其所分，授二十三人中无一人破家者”。通过分家析居继承祖业，应该说是家族最大的“通财”（或称“家族福利”）。显然，自廖氏四世始，通过分家析居继承的祖业数量日益减少，这从廖氏“破家”者日渐增多可以证明。因此，继承祖业这种“家族通财”，即或是在“西蜀巨富”廖氏家族也不是很长远的。
①此处“家族通财”一词受到冯尔康著《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的启发，稍有不同的是，本文将分家析居前家族共同的财产
亦看做是“通财”的一种，但分家析居分给家族成员私有的财产即不能再称做“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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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氏家族第二种形式的“家族通财”系开办私塾。廖氏在华阳石板滩街上建“文昌宫”课子弟读书。街上有店房数十间、园林１００多亩的收入作为私塾“膏火”。
新都廖氏另一类数量较大的“家族通财”是祠产。廖体用祠的祠田达２０００多亩，每年约收租谷
识的物质条件。
在清代巴蜀，成都范氏、成都黎氏两个移民家族获取的资源虽无法与新都廖氏相比，但也比一般家族获取了更多的资源，这两个家族似乎没有“家族通财”可言。
成都东郊龙潭乡范氏始迁祖范端雅于乾隆六年（１７４１）率五子范金、范锡、范璋、范璧（对扬）、范玉入蜀侨居永宁。范端雅死后，二世范锡、范璋、范玉与范璧分家析居，惟范金与范璧（对扬）又同室十年。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范璧（对扬）买张姓之业，从此家计逐渐富裕而生齿日繁。又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买华阳清水沟附近冯姓田地，遂入籍于此。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建立祠宇，会集族人订立蒸尝例，授与范氏迁蜀三世范璧（对扬）六子，又立下遗嘱，如宗祠倾圮，后人宜合谋修整之。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范氏祠依旧坐向重新修建上栋三间，增修南北二廊、后院、厨房，并补葺左右上下旧宇。除公用不敷外，六房协力均派。至民国年间，成都范氏仍然春则祭墓，冬则祭祠，遇生忌节旦备物告献。
［１７］
２４００余石。其祠产开支情况为：
每年农历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廖氏迁蜀二世四大房裔孙全部合祭三日，在此三日之内，每日从上午十点过开始吃中午饭，一直要开到下午四点多钟才能完毕，每日有三四百桌。饭前餐后可在廖氏祠戏台看戏，由总理预先雇好艺人戏班。一日三餐由祠内派人送酒饭肉食，厨房厨工数十人，年需杀猪数十头、鸡鸭鹅不计其数。
廖体用祠祠产的开支，除用于每年“上粮”和“春秋二祭”之用外，还“赏优敬老”，又按每房男丁发放“人丁钱”若干，按当时米价一斗或几升不等。每年除以上开支外，余下还拿数百石黄谷“按房分配”。
［１６］
综合起来，廖氏２０００多亩祠田，收入的２４００余石租谷的用途主要有五大项：交纳皇粮、春秋二祭、赏优敬老、人丁钱、按房分配结余。
与廖体用祠的祭田、租谷相比，迁蜀二世４祠的祭田数量、租谷数量已明显减少，租谷基本上只能维持一年一次的合祭等有限的宗祠活动。迁蜀三世一代计有宗祠２０座。随着家族人口骤增，廖氏家族财产不断的分散，迁蜀三世以后“家族通财”能力大为下降甚至可以说不存在了。
这就是说，“西蜀巨富”廖氏“家族通财”能力，最强的时间是乾隆、嘉庆年间，以分家析居的形式继承祖业在这阶段是最多的，家族成员从祠产开支中获得福利以廖体用祠为最多。以后，新都廖氏家族财富的人均占有量，随着人口增加而逐渐减少，一轮一轮的分家析居，致使廖氏家族财产逐渐分散。上述两种主要的“家族通财”形式难以一如既往地贯彻。因此，借助于“家族通财”方式维系其成员对家族的认同，即或是在“西蜀巨富”廖氏家族也难以持久。事实上，西蜀巨富廖氏借助于“家族通财”形式维系其成员的家族认同意识，是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的特例。事实上，更多的家族根本没有通过“家族通财”维系其成员的家族认同意
范氏始迁祖范端雅最初靠佃耕度日，迁蜀二世用积累的资金置买田地。迁蜀二世兄弟五人经历了一次分家析居之后，端雅第四子范璧（对扬）购买张姓田地。范氏四房范璧（对扬）一房虽然一度富裕，却随着生齿日繁家族财富再度分散。生齿日繁与分家析居分散了增长的财富，家族公产仅限于宗祠屋宇，春秋祭祀费用靠协力均派。对成都范氏而言，“家族通财以济族众”不太现实。
成都黎氏始迁祖黎连兴幼时“伶俜无依、家徒四壁”，于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随亲戚从广东嘉应州兴宁县迁蜀之简阳。最初靠营工度日，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开设米房，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替亲戚将宿债还清，数年之后始有资本佃田躬耕一生。迁蜀二世黎庆隆又迁于龙泉驿开设油房，置业于宣家庙，建修房屋以为发祥之地。以后经营如初，所置田产１０００余亩。黎庆隆深谋远虑，谓“子孙徒安于饱暖，不知诗书礼义，何以光耀门户，保世而滋大”。于是敦请名儒建立学堂作育人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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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黎氏使用财富的方式与新都廖氏、成都范氏有所不同。廖氏迁蜀前三代几乎每个人建有一祠。随着人口骤增，廖氏“家族通财”范围也随之缩小，这既体现在租谷从六大项用途减少到仅能维持祭祀的开支，又体现于各代修建的宗祠数量与各代人口数量比率的逐渐下降。由于生齿日繁及每一代都要进行的分家析居，成都范氏本来就不多的财富进一步分散，公产仅限于祠宇数栋，春秋祭祀用度也需要各房均摊，“家族通财”几乎成为不可能。成都黎氏在财富开支上，更倾斜于培养子孙后代攻读方面。
借助“家族通财”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在新都廖氏、成都范氏、成都黎氏家族实为有限。如祭田、义田、学田、义庄、义仓、义冢、专门照顾寡妇的恤嫠田等“家族通财”
［１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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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田以及其它五项开支，廖进谷、廖藏谷、廖兴谷、廖万谷有祭田；除修建有一座宗祠外，成都范氏基本上无“家族通财”的能力；成都黎氏有无其他“家族通财”不知其详，但该家族显然是将财产倾斜于培养子孙方面。对清代巴蜀诸多移民家族而言，“家族通财”范围有限，借助“家族通财”增强其成员对家族的认同，对于移民家族来说难以实现。
四、结论
这里对清代巴蜀移民家族为实现家族团结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进行研究。族群记忆特别是对始迁祖艰辛创业的回顾，成为激励家族成员艰苦创业的精神动力；族规族条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家族成员的行为。祠墓祭拜既具有象征意义，又是壮大家族在地方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为了特定目标，选择哪一位祖先进行祭拜，显示出祠墓祭拜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质。至于家族福利，由于家族人口增多与一轮一轮的分家析居，家族能够拥有的共同财产会受到影响，因此，巴蜀地区很多家族能够享受的家族福利是十分有限的，就是被称为“西蜀巨富”的新都廖氏家族，所能享受的家族福利也仅限于交纳皇粮、春秋二祭、赏优敬老、人丁钱、按房分配结余等五项，但这只是廖氏家族迁移巴蜀后前三代，以后恐怕这五项家族福利也难以享受。以家族福利而整合家族，在巴蜀是难以行通的，这与江南地区历史上的“家族通财”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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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丹涪］
第２９卷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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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EthnicIdentityofMiaoNationalityfromGuzhangFestival
--ACaseStudyofGaopaiVillageofRongjiangCounty,Guizhou
WUDa-xun,LIUHui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Ｇｕｉ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Ｇｕｉｙａｎｇ，Ｇｕｉｚｈｏｕ５５００２５，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ｅａｃｈ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ｔ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ｓ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ｔｈｎ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ｆｅ，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Ｇａｏｐａｉ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ｆ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ａ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ｒｉｃｈ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ｆｕｌｅｔｈｎ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ｗｈｉｃｈＧｕｚｈａｎｇ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ｓｉｔ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Ｍｉａｏｐｅｏｐｌｅ’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ｕｔｉｔｈｅｌｐ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ｉｒｅｔｈｎｉｃａｌｂｏ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ｔｈｎｉｃ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Ｇｕｚａｎｇ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Ｍｉａ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ＧａｏｐａｉＶｉｌｌａｇｅ
ExploringtheEthnicConflictsbetweenHanandEthnicMinoritiesinSouthwestChinainTangDynastyandItsSolution:BasedonUnearthedEpigraphsMAQiang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００７１５，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ｏｎｌｙ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ｍｏｓｔ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ｌｏｔｏｆｎｅｗｌｙ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ｅｐｉｇｒａｐｈｓｈａｖ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ｍａｎｙｎｅｗ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ｂｏｕ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ＥｍｐｅｒｏｒＴａｎｇＧａｏｚｏｎｇ（６４９－６８３）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ＥｍｐｒｅｓｓＷｕＺｅｔｉａｎ（６９０－７０５）ａｒｅａｗｅａｋｌｉｎｋ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Ｆａｍｏ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ｗｏＢｏｏｋｓｏｆ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ＺｉｚｈｉＴｏｎｇｊｉａｎｏｎｌｙ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ｌ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ｍ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ｌｏｙａｌｍｅｍｂｅｒｓｉｎｅａｒｌｙ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ｂｕｔｔｈｅ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ｅｐｉ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ｍ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ｐｌａｃ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ａｎ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ｂｙ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ｐｉｇｒａｐｈｓ，ｉｔ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ａ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ｙｓｉｎ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ｏｋ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ｕｉｚｈｏｕｂｕｔｉｍｐｏｓｅｄｓｅｖｅｒｅ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ｏｎｃｉｖｉｌｃｏｍｍｏ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GroupMemory,WorshipofAncestralHallandTomb,andWelfareInfiltration:RoutestoIntegratingMigrantFamiliesinSichuanandChongqinginQingDynastyGONGYi-long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Ｍｕｓｅｕｍ，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１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ｉ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ｆｉｅｌ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ｉｅｆｒｏｕｔｅｓｔｏｆａｍｉ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ｅｇｒｏｕｐｍｅｍｏｒｙ，ｗｏｒｓｈｉｐｏｆ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ｈａｌｌａｎｄｔｏｍｂ，ａｎｄｗｅｌｆａｒ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ｎ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ｒｏｕｔｅｓｔｏｍｉｇｒａｎｔｆａｍｉ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ａｎｄｃｏｍｅ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ｇｒｏｕｐｍｅｍｏｒｙ，ｗｏｒｓｈｉｐｏｆ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ｈａｌｌａｎｄｔｏｍｂｗｅｒｅｏｎｌｙｅｆｆｏｒｔｓｍａｄｅ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ｏｗｈａｔ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ｅｙｃｏｕｌｄｈｅｌ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ｗａ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ｌｅ．Ｔｈｅｙ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ｒｏｕｔｅｓｔｏｆａｍｉ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ｔｒｅｅｓ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ｒｏｕｐｍｅｍｏｒｙ；ｗｏｒｓｈｉｐｏｆ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ｈａｌｌａｎｄｔｏｍｂ；ｗｅｌｆａｒ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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