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

新世纪之初，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歧变得越来越严重，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无法完成，文学的核心价值被扭曲，文学批评失去了正面建构文学史的能力，这一切都导致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与质疑。如何客观评价当代文学，如何重新确立对当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批评的信心，是摆在当代文学研究界面前的一个紧迫课题。

新世纪以初，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大众传媒的合谋使得中国文学的境遇变得越来越复杂。虽然一年一千部的长篇小说以及上万部的中、短篇小说足以支撑繁荣、发展的表象，但是大众文学期待的降低、文学接受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作家身份与形象的改变、当代文学史的滞后以及当代文学评价标准的混乱，等等，都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面貌的被“改写”和当代文学地位无可奈何的衰落。与这种状况相呼应，当代文学的研究也面临种种困境与问题，表现为：其一，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评价体系，极端的、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文学判断再次“复活”，批评界无力让全社会在当代文学问题上形成普遍的共识；其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跟不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节奏，这是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品被视为“无物”或“垃圾”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三，文学评价环境的混乱导致了文学生态的恶化，畸型的社会心理、“暴力”化的文学话语方式的流行使得正常的文学批评已经无法展开。这些或隐或显的困境与问题，在２００７年终于因为德国汉学家顾彬那个耸人听闻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访谈而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①。

一、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经典”，应不应该“经典化”？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轻视和贬低，其实早在顾彬之前就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对于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的中国文学，学界因为其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度”影响而否定其文学性；对８０年代以后以先锋小说为代表的“纯文学”，学界又因其对西方文学的“过度模仿”、缺乏“原创性”而质疑其价值；对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早有学者以所谓“新时期文学危机论”予以全面否定；而对于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缺乏精神高度”、“价值混乱”、“没有大师”、“没有经典”的指责也不绝于耳。事实上，顾彬的“垃

圾说”不过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种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和不满进行了集中与放大。而他的“说法”之所以会演变成一个“事件”，似乎也正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不良学术风气的一种放大，因现代化的自卑而导致的对西方的崇拜，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也表现在学术领域，西方汉学家的赞赏会令中国作家身价倍增，甚至文学史也因此被改写，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文学神话”的诞生固然是西方汉学家一手制造的，而他们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似乎更能引人注目。

我们可以不理会顾彬的“炮轰”，然而却不能不反思中国文学界内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根深蒂固的轻视与否定。从“五四”中国现代文学开端到现在，中国文学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是对这百年中国文学的认识，学术界似乎一直都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认同似乎也仅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从１９４９年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近六十年，两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但却笼罩在现代文学的“阴影”中，一直陷于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学术界很长时间宁可前赴后继地去“研究”、“挖掘”、“重新发现”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也不愿正视当代文学的成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还是种种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发现和认识经典与大师？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疑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最为辉煌的篇章。无论是从汉语本身的成熟程度和文学性的实现程度来看，还是从当代作家的创造力来看，“当代文学”的成就多要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理直气壮地去筛选、研究和认定那些涌现在我们身边的“经典”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当然，“经典化”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澄清几个误区： 其一，对于“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误区。“经典”既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又是一个无法进行精确检测和证明的修辞性概念，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因为各自的角度、背景和趣味、修养等的不同，他们对所谓“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等等词汇的理解也可能完全不同。应该说，经典既有客观性、绝对性的一面，也有主观性、相对性的一面，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

原因或标准。我们应该明确的是，“经典”不是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的代名词，在人类文学史上似乎并不存在毫无缺点并能被任何人所认同的“经典”。因此，对每一个时代来说，“经典”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神圣的、神秘的存在，只不过是那些比较优秀、能被比较多的人喜爱的作品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中国文坛谈论“经典”时那种神圣化、莫测高深的乌托邦姿态，不过是遮蔽和否定当代文学的一种不自觉的方式，他们假定了一种遥远、神秘、绝对、完美的“经典形象”，并以对此一本正经的信仰、崇拜和无限拔高，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伦理话语体系，从而充满正义感地宣判中国当代文学的“死刑”。 其二，“经典”的“自动呈现”误区。与对“经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倾向相呼应，许多人宣称经典是自动呈现的，经典的价值是先天具备、无须命名的。这样的观点恰恰忽略了文学“经典”的特殊性，文学经典是在阅读的意义上体现其价值的。一个没有被发现的经典，一个没有被阅读的经典，一个没有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力的经典，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对于已经被认可的经典文学作品来说，它的价值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阅读者，经典完全可能呈现不同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价值是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赋予、被创造、被命名的。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没有被同时代人阅读、研究、评论、选择，那么，这个时代的“经典”是不会自动“现身”的。在对经典确立方式的认识上，当下文学界存在一种普遍的错觉：“经典”只是过去时代的作品，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和轻视当代，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这实际上就“人为”地阻隔了当代人、当代文学通向经典的道路，并以“悬置”的方式剥夺了当代人认识和言说当代经典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阻隔”面前，当代人正在逐步失去对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学的信心，我们仿佛不是生活在当代，所谓“当代”，所谓“当代文学”，似乎都成了一种缺席的、不在场的存在，更不要说当代经典了。这种对于当代文学变相的“虚无主义”可以说也正是当代文学面孔暧昧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最为核心的就是命名权的问题。在当代

文学经典的确认和命名问题上，当代人常常被剥夺了命名权。我们总是把对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的责任推给时间和后人，我们总是以时间沉淀不够、距离太近、情绪视角的影响等等理由延宕对当代文学经典的命名。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窠臼。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这些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换句话说，即使它被后人“考古”挖掘为“经典”，那它对所处时代的读者也是毫无意义的。我很难想象一部对它所处的时代和它所处时代的读者毫无精神影响的作品会成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早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已经被认可了，只不过建国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当代人、同时代人的命名更可靠、更不可或缺。实际上，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它不应是“过去时态”，而应该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阅读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二、“纯文学”神话破灭后，“文学性”还是判断 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价值与基本尺度吗？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其实都是与文学之外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性”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核心价值。“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启蒙”

与“救亡”之争，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之争，“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之争，都体现了历史的要求与审美的要求之间或者说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面对种种矛盾与冲突时的选择往往进一步强化了而不是弥合了这种价值观的分裂与对峙。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仍然是在此种价值观的轨道上滑行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纯文学”冲动则似乎是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是在努力完成向“文学性”的回归，尽管这种回归“文学性”的历程本身是曲折的、充满了变异与犹疑的。在某种意义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对“纯文学”的热烈想象和诉求与９０年代对“纯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构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一条充满悖论的内在逻辑线索。 事实上，考察“纯文学”与“文学性”的命运是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中国当代文学的“纯文学”之旅应该说是中国当代先锋（新潮）小说拉开帷幕的。新潮小说之所以能够被视为一场文学革命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在“纯文学”以及“文学性”问题上的新认识与新突破密不可分的。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作家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下开始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纯文学”建构。先锋小说对于西方“先进”叙述方法的大规模引进和出神入化的融会贯通，初步满足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想象与期待，释放了文学的焦虑，也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与陈旧的文学形态之间的矛盾：既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现代化诉求相呼应，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又极大地提高了汉语小说的叙事水平。先锋作家把“叙述”抬到一种神圣的地位之后，在“怎样写”、如何叙述的问题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西方从“新小说”派、意识流到后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各路的形式实验都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的文本中得到了重现。更为可贵的是，先锋作家在引进这些“先进”的陌生于我们的文学传统的叙述方法时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和主体创造性。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叙述方式虽然是“拿来”的，但却是他们完全可以自由驾驭的。因此，叙述方式的革命在先锋小说文本中总是给人以得心应手的感觉，他们仿佛不是“模仿者”而是创始人在小说中进行着炫耀式的表演。在这个过程中，先锋小说以对“想象力”和“语言”的崇拜，形成了以形式主义为核心的“纯文学”理念，并极大地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实验，不仅使中国文学的“文学性”

由空洞的想象变成了具体可感的形态，由观念变成了实践，而且真正实现了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剥离，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性”的展开创造了条件。然而，先锋小说建构的这个“纯文学”的乌托邦神话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而破灭了。一方面，先锋小说是以对“纯文学”的承诺来回应８０年代中国社会对于现代性文学的想象与呼唤的。事实上，从一开始先锋小说就建构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的神话，包括形式的神话、语言的神话、创造的神话、自我的神话、下个世纪读者的神话等等。但随着先锋小说的展开，这些神话却一个接一个破灭了。先锋小说利用人们对神秘、陌生“形式”的敬畏与宽容，建构了一个“仿制”性的形式大厦，这个“大厦”作为纯文学的示范性“榜样”，确实在一个时期内对促进中国文学的“转型”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形式”被自我和他人的反复复制，小说已不是“创造”而成了作坊式的“生产”，“形式”所内含的创造性和个性被挥霍殆尽，“形式”日益蜕变为一种姿态、一种符号，成了平庸的、放纵的、不知所云的文学的庇护所，读者对这样的“纯文学”也越来越失去了耐心。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９０年代以后的文学气氛已远非８０年代的情形。文学温度的降低，不仅使纯文学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且使得“纯文学”本身的价值也受到了怀疑。很多人把市场经济社会人文精神的失落、价值观的混乱以及道德的滑坡都归罪到“纯文学”身上。在对“纯文学”以及“形式主义”的反思、批判中，“文学性”似乎又成了文学的社会承担能力、对现实发问能力、责任感与使命感等等的对立面。先锋小说在８０年代以轰轰烈烈的“革命”方式确立的“纯文学”价值观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被颠覆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评价问题其实是由中国文学评判标准问题衍生而来的。一方面，中国文学的评判标准一直缺乏稳定性，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普适性的核心价值与核心尺度；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评判标准又一直是随机的、割裂式的，没有形成兼容不同形态、不同诉求、不同审美理想的有机性、综合性的标准体系，总是或左或右，以偏概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局部、不同的理念出发完成对其他文学形态或整体文学状况的判断。这也是社会的批评、历史的批评、政治的批评、审美的批评、道德的批评、精神的批评总是被极端化的原因。新时期以来，随着多元化文学诉求的逐步实现，随着文学性想象的空前高涨，历史其实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建构有机性、综合性文学标准的机遇，但遗憾的是，可

能性并没有转化成现实性，反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纯文学的狂欢”之后，在全球化、文化研究、大众媒体的操弄下出现了无所适从的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的状态，经典与非经典、好与坏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又出现了否定“文学性”、重新回归意识形态批评的倾向。文学评判尺度再次出现巨大变化，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历史化问题再次被延宕，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题材决定论”、“身份决定论”等文学评价尺度在９０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坛有再度复活之势。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无产者写作”、“底层写作”、“农民工进城”、“打工文学”、“中产阶级文学”、“主旋律写作”、“反腐小说”、“新生代小说”、“８０后写作”等等在中国文坛的流行正是从题材、主题、世界观和作家身份角度判断文学价值高低的文学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我们总是习惯于从文学本身提炼出“非文学”的话题来谈论，并自然而然地忽略文学本身。我们当然知道“纯文学”之类的话题本身就具有假定性、策略性和乌托邦色彩，并不是说文学可以纯粹到不涉及题材、主题、作家身份、作家代际等问题来“真空”状态地讨论文学性，而是说这些问题应该在文学的意义上被谈论，更重要的，它们不应该构成对文学性本身的遮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以“底层文学热”为例来进行讨论。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不仅各类文学刊物开辟了“底层文学”的专栏，各种关于“底层文学”的研讨会不断召开，而且“打工作家”、“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草根文学”等范畴也是层出不穷。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底层文学热”本身无可厚非，它代表了全社会对一个弱势的社会阶层的关注与支持，代表了文学界对一个新的文学群体和新的文学可能性的审美期待与想象。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底层文学热”背后一种令人不安的文学思维的复活，看到了一种以“文学的名义”进行的对文学的歪曲与遮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和警惕。

首先，对“底层文学”与底层作家身份的“神圣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底层文学本身的探究。很多时候，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的意义、价值似乎变成了一种先验的、不证自明的存在，“因为是底层所以有价值”、“因为是打工作家所以有价值”成了许多人讨论底层文学问题的基本逻辑。我觉得，从政府和管理部门来说，对于“底层文学”和“打工作家”等给予特别的关怀，甚至采取

特殊的政策给以扶持帮助，都是应该的。但是，从文学界内部来说，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把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阶层“供奉”起来，说穿了，这种“供奉”表面是对底层文学的一种“神圣化”的尊重，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贵族化的、高高在上的充满优越感的“怜悯”，是对于底层文学变相的“拒绝”和轻慢，其潜台词就是：底层文学是一种“弱势”的文学，是一种没有独立性的文学，是一种需要“照顾”和“特别关照”的文学。也正由于此，我们看到，文学界似乎不屑于对底层文学的文学性本身进行探究，而是不自觉地重弹“题材决定论”和“身份决定论”的老调以简单化的方式实施着对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的“捧杀”，有些评论家甚至公开宣称不要从文学性角度去讨论底层文学，而只要肯定这种底层文学的“草根性”、“民间性”以及“自我实现”、“自我安慰”功能就行了，似乎又要在中国文学领域开辟一个文学性之外的“新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