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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导游词

来源:一二三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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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各位贵宾,接下来我们要去参观的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去缅怀在黄花岗起义中壮烈牺牲的先烈们。我们都知道是1911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我过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而正是黄花岗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 组成“选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 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会后孙中山等奔赴海外为革命募款,最终筹集到了17万元。这差不多是当时新军编制中一个军两个师一个月的军饷。这也是筹款数最多的一次起义,即便是后来的武昌起义也没有筹集到如此多的资金。

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这次起义的规模都让同盟会开始早早着手细致筹备。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革命党人陆续在广州城内设立40多处秘密据点,用以办事和储藏军械。设置这些据点并非易事,考虑到方便起事,要求相隔不能太远,但成片地租赁,人来人往,又易于暴露。因此这些机关大部分挂着“公馆”的名头,女同志充当眷属居于其中,有的革命党人甚至从亲戚家里借来幼儿充当自己的孩子。由于女同志很少,通常都是一个人奔波于几处充当家眷与仆妇。今天可能还是这家的夫人,明天又成了他家的仆妇。为了掩饰,这些“公馆”以办喜事或者白事的名义,召集同事前来装配炸弹,运送或分发武器。

考虑到过往每次失败,都是一机关一部分被破坏而连累全局,所以此次起义决定各部负责自己的事,其他部的事不相问、不相告。但这样的联络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弊端,成为起义失败的隐患之一。 对于这场筹集款项最多、出动精英最多的一次起义,革命党人还要预防失败。暗杀,于是成为保证成功的附加手段。

暗杀的目标锁定在水师提督李准的身上。为什么革命党人对官位更高的两广总督张鸣岐、驻防将军孚琦都视而不见,唯独对李准“青睐有加”呢?

原来之前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广州巡防营和新军四次起义,都是由于被李准破获而没能举事成功,死在他手下的革命党人也为数不少。因此革命党人认为,谋大举必先杀李准。李准死了,剩下张鸣岐、孚琦这两个无能于役的人,广州城也就是囊中之物。

要选谁去做这个可能赴死的刺杀者呢?这时,从马来亚槟榔屿归来的冯忆汉毛遂自荐担任刺杀者。他的诚挚热情打动了统筹部的同志。

事实证明,冯忆汉只是纸上谈兵、夸大其词的人。从1910年12月承担此事后,他一直没有行动,面对革命党人的不断催促,他以回乡养病为托词而不露面。1911年2月,离起义仅一个月,赵声找到他,怒斥其言而无信。面对赵声的谴责,他再次答应去实践承诺,可最终也不了了之。选人的错误,导致错过暗杀最好时机。

4月8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赵声为总司令,黄 兴为副。“选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 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发难日期不得不推迟。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26日晚,黄兴通知胡汉民、赵声等香港革命党人次日起义。但当晚香港至广州的末班船已经起航,在港的300多名革命党人无法全体买到27日早上回广州的票,便请求将起义推迟到28日。27日,起义的消息被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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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广州形势更加险恶,清政府已经开始派人搜查。起义已是迫在眉睫,无奈之中黄兴将原定10路进军计划改为4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选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更为糟糕的是,除了黄兴一路队伍按时起义,其余三路都没有按时起义。陈炯明畏缩不前,胡毅生借故出城未归,姚雨平因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准备举义的新军也被没收子弹,没有能力作战。黄兴见此,只得将自己的队伍再分出三股,代替没有起义的三路队伍。

人数的悬殊对比、人员作战素质的高低之分本已让起义岌岌可危。而混乱交战中,误伤自己人更是让起义雪上加霜。坚持一昼夜后,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南大门时,与革命党人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合的巡防营相遇。为入城方便,这支巡防营没有缠带白巾。革命党人、同盟会福建支部长方声洞见对方手臂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中弹倒地。对方也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黄兴的队伍被打散,只剩黄兴一人,避入一家小店而后逃出城外。起义遂告失败。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 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 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这样,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最后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起义失败后,广州城内的大街小巷留下同志们的遗体。广州清吏对革命党恨之入骨,有意“示众”,把杀害了的烈士头颅挂在城门上。直到第五天,督署在市民的要求下发函请善堂收拾遗骸,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城东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1932年,查得此次死难烈士姓名达86人。由于习惯,人们仍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潘达微和他收殓烈士的艰辛过程。

潘达微原名潘虹,字心微,后改达微。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出身官绅之家。潘达微自幼多病,因求医认识孙中山,并成为知交,深受其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他利用父亲的社会地位以及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以美术活动为掩护,宣传革命,与革命派人士密切联络。曾与高剑父、陈树人、廖平子、黄鲁逸等人在广州创办石印《拒约画报》(后改名《时事画报》),明确提出“以革命思想入画”的口号。画报图文并重,针砭时弊,鼓吹改革,虽然出版约一年后被当局查禁,但仍在海内外起了巨大的影响。《时事画报》停刊后,潘达微又与高剑父、陈树人等人在广州南武学堂、培淑女校、洁芳女校等担任图画教员,暗中进行革命宣传,积极发展同盟会员。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潘达微和高剑父等人利用培淑女校作为转运储存武器弹药场所,支持革命。起义前夕,潘达微要亲自参加黄花岗起义行动,黄兴派人劝他说:“君乃才子,并非武夫,冲锋陷阵,非君所长。且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代民立言,亦非易事,不宜轻易放弃。此次起义成功与否,均需报社仗义执言,君坚守报社阵地,更为有利。”潘觉得有理,也就打消了上前线的念头。革命失败后,得知南海、番禺两县知事相议,拟埋葬烈士遗体于大东门外的臭岗时,潘达微闻迅后挺身而出,冒着清政府还在到处搜捕革命党人的危险,以《平民报》记者身份,跑到广仁善堂,对善董们说:“诸义士为国捐躯,纯为国民谋幸福……且慈善事业不计谁是谁非,施棺施地,应为义所安。”善董们都被潘达微所言感动,点头称是。潘达微建议择地安葬,但大家面有难色。 潘达微想起了好友江孔殷。江与潘达微是世交,当时正担任两广清乡督办,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和影响。

在江孔殷鼎力支持下,潘达微和各位善董四出找寻葬地。有一西医在广州沙河新购一地,本想献出来,却遭到亲属极力反对。此事陷于僵局,潘达微来到广仁善堂告知此事,泣不成声。善董徐树棠大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献出沙河马路旁的红花岗作为葬地,并承担棺殓营葬等事。

潘达微转悲为喜,随徐树棠到红花岗实地视察,觉得此乃青草白地,可谓净土,正好可用来安葬义士。翌日,潘达微来到谘议局前的尸场,用药丸塞住鼻孔,辟除臭气,协同100多名忤工从上午11时一直忙到下午4时,入殓之前,达微对尸体逐一检视,凡铁索相连的,都叫人把锁链去掉,若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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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内难以取出的才叹息作罢;对已断残肢,必定亲自验看断口是否与尸体断口偶合,以确保不致误接,做到完整入殓。然后,将七十二位战友的寝棺护送到葬地,冒着绵绵细雨分四横挖掘深沟,每横直列十八个坑,共七十二坑,每葬一棺,他都抚棺细语:“安息吧,遗愿即将实现。”葬毕,已是夜色深沉,他仍孑然一身,默立坟岗哀悼良久……

葬殓七十二烈士,潘达微本不愿张扬。但康有为弟子徐君勉所办《国事报》披露了此事,且点了潘达微的名。这样,潘达微便不得不公开事实真相,他在《平民报》发表了《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一文,坦承收葬烈士遗骸是自己所为,并称:“党人视死地为乐所,余身命久置度外”。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潘达微将“不够浑厚的‘红’字改成‘黄’字”,他认为“红花岗”从此变成“黄花岗”。

各位贵宾,我们现在来到黄花岗了,正门宽32.5米,为一座三拱仿凯旋门式的建筑。上门额上以花岗石镌刻着孙中山先生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贴金大字。从词义上说,浩气就是正气。

往里面走这里是墨池,默池正面正处在主墓道,是瞻仰、拜祭先烈必经之道。游客走上拱桥,由于斜坡的作用,便会不由自主地把头低下,就像低头默念,使人肃然起敬。

陵墓呈正方形,每边长17.5米,石砌围栏四周围有铁链栏杆。墓中建一墓亭,亭内立有一墓碑,上书“七十二烈士之墓”。亭顶形如悬钟,寓争取自由警钟之意。亭前右侧碑亭内立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碑上刻有72位烈土的姓名。左侧立一碑,上补刻有至1932年审查所得的14位烈士的姓名,碑名“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

墓后是章炳麟撰写的“缔结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坊身正面刻着与正门相同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纪功坊东、西两侧各有螺旋式梯级抵达坊顶。坊顶中间用72块长方形石块横列成崇山形的“献石堆”,象征72位烈士。这些青石分别刻上当时国民党海外各地支部名称和个人的名字,作为纪念他们捐款建设墓园有功的“献石”。纪功坊上的横额,是12个字的篆文:“缔结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由著名的革命党人 章炳麟书写。 献石堆顶上屹立着自由女神像,表达了要为建立自由平等国家而奋斗的革命思想。

墓寝右侧的松树是孙中山先生1912年亲手种植的。当年种有4棵,现在只剩下一棵。1981年又补种3棵,供人景仰。在几次起义中,孙中山最悲痛的是黄花岗起义,他前后(含1912年)五祭七十二烈士,共撰祭文4篇,演说词1篇,题字“浩气长存”1幅,序文1篇。 ●1912年5月15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起义周年纪念日,孙中山率领各界十余万人至黄花岗首次主持公祭烈士并致祭文。并在广仁堂懂事要求下植下四棵松树。 ●1921年5月6日(农历三•二九),才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第二天的孙中山,亲往黄花岗,祭奠七十二烈士殉国十周年,并宣读祭文。 ●1922年4月25日(农历三•二九),孙中山特派中华民国大总统府参军长徐绍桢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代为祭奠,并致祭文。

●1924年5月1日(农历三•二八)晚,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出席岭南大学在怀士园举行的黄花岗纪念会公宴。

●第二天,5月2日(农历三•二九),孙中山派遣大本营参军长张开儒主祭黄花岗烈士,并宣读孙中山祭文。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先后举行11次武装起义,其中三次在广州。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是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10次起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最为壮烈的一次。

松树前面是潘达微先生墓。潘先生当年冒死收硷烈士遗骸受世人称道。潘先生死后,还葬于陵园内,朝夕与烈士们相伴。1951年人民政府将潘的墓穴移至现在的位置,并立碑“潘达微先生之墓”来纪念他。碑后是潘达微先生于1921年写的《自述》全文,追记了他收殓烈士遗骸的详细经过。

黄花岗墓园的东北角一带,还立有不少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陵墓。其中包括“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之墓”,墓碑后刻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按少将阵亡抚恤冯如家属及将其事迹宣传国史馆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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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仲元墓园约有3600平方米,建于1928年,坐西北向东南,有墓道门楼、铜像、乐台、八角亭、墓冢和墓表。邓是辛亥革命的名将,积极参加讨袁及反对军阀的斗争,功绩卓著。当孙中山得知他遭陈炯明暗杀后,觉痛失良将,追赠邓仲元为陆军上将。 杨仙逸墓。杨仙逸是“中国空军之父”,1918年应孙中山之召从美回国,组建中国第一支空军,1923年9月随孙中山出师讨伐陈炯明。后因鱼雷爆炸不幸以身殉职。孙中山闻讯,极为悲痛,下令追赠杨为陆军中将,并定其殉难之日每年的9月20日为航空节。

史坚如祠。史墓原在先烈路青菜岗,1913年建。1978年回建设需要迁至现址。墓门上有“史坚如先生祠”石额,为胡汉民题。1900年10月在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时,史坚如为配合惠州起义,挖地道入广东巡抚署,埋炸药炸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德寿未遂。事后被捕牺牲,年仅22岁。

此外,园内还有叶少毅、王昌、梁国一、韦德、金国浩、翁飞龙及越南志士范鸣泰等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烈士的坟墓。浩气黄花,终于可以告慰一代英魂。

黄花岗起义是近代史上一次具有较全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虽然失败了,但其伟大历史意义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中国历史上,起义造反者大多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的。这也成为我们对历史的一个惯常记忆。而黄花岗起义则大不一样。起义的参加者有留学生、海外侨胞、记者、教师、工人、农民、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不少人身为士绅,家境优越。当战斗惨烈打响时,这些原本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却凭着理想信念的支撑,顽强奋战,慷慨赴义。正是这样的起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民主革命精神的进一步高涨,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传播了民主自由的思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生命和鲜血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却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世界,从而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 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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