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过度自信、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

高管过度自信、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

作者：王沛 余丽霞

来源：《科学与管理》2019年第02期

摘要：当今世界新技术、新产业迅猛发展，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为此，我国也提出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2—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将高管过度自信和企业异质性同时纳入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企业异质性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相比于非过度自信的高管，过度自信的高管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另外，企业规模本身可以提升创新绩效，但是在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影响中起调节作用时，发现小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反而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性：民营企业高管过度自信会产生更多的创新绩效，而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较差。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管过度自信；企业异质性；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9.02.001 0 引言

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之后，各国都将培育创新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为了占据新一轮世界经济科技制高点，把握世纪变革发展的新趋势，我国也将创新技术作为主要发展战略，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上水平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催生了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的首次提出源自2009年温家宝总理关于《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随后，国务院在2010年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对此概念进行了详细诠释：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局与长远发展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技术知识密集、资源消耗少、综合效益好、成长潜力巨大的产业，并将其划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七个领域。2017年2月4日，我国又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展为网络经济、生物经济、高端制造（包括高端设备制造与新材料）、绿色低碳（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数字创意五大领域八大产业。但考虑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实证研究选取的上市公司分类仍以“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分类目录为标准。

从目前来看，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以创新为关键发展要素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不断提升，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就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多以其政策支持及影响因素等为出发点，进行定性研究。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相关指标并未统一发布，这方面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从高管过度自信、企业异质性角度研究其创新绩效的则更少。因此，本文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考虑，按照2010年《决定》中我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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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界定手动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上市公司，以其为样本研究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另外，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其创新特点，其规模大小差异较大、性质上有国有和民營之分，所以进一步从企业异质性——规模和企业性质两方面着手，检验二者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试图丰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有研究，并为其产业的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 1 文献回顾

1.1 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过度自信源自于一种认知偏差。大量心理学文献研究认为人们普遍存在过度自信心理，过度自信的人会高估自身的知识及成功的能力[1]却低估自己的预测误差[2]及遭遇风险或失败的可能性。Gervaris、Heaton 和 Odean 认为过度自信是认为自己知识的准确性比事实中的程度更高的一种信念[3]。通常大多数人都会产生偏离实际的积极的自我评价，普遍认为自己的能力、前途等会好于其他人，作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基于自身学历、经验、能力等的优势，产生过度自信心理的可能性更大，Alicke 等的实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4]。在我国传统文化“君为臣纲”思想的熏陶下，由于身份地位之差，高管产生过度自信的倾向更大。基于过度自信心理的普遍存在，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管理者自身特质尤其是过度自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高管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可能引发低效率的过度投资行为[5]，也会产生低质量的并购行为[6]，因为更具冒险性而更愿意采取债务融资[7]，这样会造成股东价值的流失。

虽然过度自信的高管会给企业带来投资效率低下、低质量并购等一系列不良影响，但是关于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结论。近年来，在创新形势的驱动下，创新已成为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生存的关键要素，作为一项特殊的投资活动，创新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战略性，高管为了凸显自己的能力，通常更愿意进行此类风险性活动，但其创新活动结果往往存在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翟淑萍等证实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创新方式上会选择开发式创新[8]；Galasso 和 Simcoe 的研究表明，CEO过度自信与企业的专利数据显著正相关[9]；朱磊从高科技企业的角度实证研究了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的过度自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在中间有一定的调节作用[10]；毕晓方基于财务冗余的中介与调节作用，探究了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论指出财务冗余水平越高，其促进作用更明显[11]。以上学者的观点均认为高管过度自信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但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态度，例如：Jeffrey 通过研究指出过度自信的高管会做出非理性的决策，而这些决策会导致公司效益低下[12]；潘清泉认为即使过度自信的高管能够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但对企业绩效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因而一些企业仍不会雇佣过度自信的高管[13]。 1.2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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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质性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间的差异性会造成创新绩效的不同，而在企业特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近年来已有学者从企业规模角度研究创新绩效，但基于规模大小的探讨存在着分歧，目前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Kam， Kiese 等基于新加坡制造业企业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14]；我国学者李正卫等实证分析研究也认为，企业规模对企业创新表现为正向影响[15]。这些研究都验证了熊彼特假说，即大企业有强于小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融资优势及风险承担水平优势，因而大规模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强。但也有学者质疑熊彼特假说，一方面，基于研发成本的差异，Ettlie 认为小规模企业在低成本创新和破坏性创新方面具有明显优势[16]；另一方面，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引起内部管理机制的官僚化，进而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相比而言，小企业信息传递的灵活性更能促进企业创新[17]，Zhao 等认为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大[18]。

关于企业性质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国外学者研究较早，Woodman 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组织环境的差异改变个体特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19]。实际上，不同组织环境下高管的过度自信情况有所不同，必然会导致企业创新绩效不一致。Gao 探讨了不同性质产权中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认为产权结构差异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20]。目前我国经济市场主要分为国有与民营两大类，两类企业在组织体系、经营及管理等情境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国有企业发展较早，在体制、经济条件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较民营企业更为完善，但民营企业在企业竞争意识等方面要明显强于国有企业。基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曾铖以上海微观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了研究，实证表明：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优于非公司制企业，且股份有限公司的创新绩效最优[21]。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

高管是企业创新决策的关键，其理性决策则是企业健康發展的保证。金融学领域所认为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现实中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往往会呈现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过度自信是导致非理性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高管有优于他人的能力和知识，因而更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心理。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创新项目的成功意味着企业家才能[22]，而创新绩效作为创新活动的产出，是一些可以客观测度和感知的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成果绩效[9]。因此过度自信的高管考虑到自身尊严，他们会积极参与企业创新活动并努力应对其中的各种风险和困难，最终达到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的目的。基于这样的动机，相比非过度自信的高管，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依靠自身的才能全力推动创新项目的进展，他们会更多的关注创新投入并通过调整公司战略为创新项目的实施提供保障[23]。Hirshleifer 和 Teoh 利用美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 CEO 会进行更多的 R&D 投入，他们更愿意投资创新活动并且能够产生良好的创新效果，更深入的研究表明，相比其他行业，高科技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24]；易靖韬研究发现相比于非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在高新技术企业更显著[25]。在中国，其特殊的转轨经济背景更会加重企业高管的过度自信心理[26]，而过度自信的高管会更关注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并且会更注重企业项目的创新过程，这样就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创新产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选择好有价值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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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后，过度自信的高管会积极调整企业战略，对所有的创新投入进行合理配置，希望通过创新投入效率的提高带来更多的创新成果，因而高管过度自信会形成更多的创新产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2.2 公司规模、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主要以总资产来衡量，不同规模企业本身的资源、环境及结构等的差异，会引发高管本身特质与行为决策的不同，进而造成企业创新绩效的不同。大规模企业的各项制度体系相对完善，而且基于自身特有的规模优势，会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条件，但其管理者易满足于现有优势，进行创新活动的动力较小。不同于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企业所受相关体制等的约束较少，为了谋求企业的快速生存就需要不断的创新，企业的高管也更愿意进行创新活动。即在相同的过度自信程度下，小规模企业所带来的创新产出可能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传统产业而言，正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发展速度快，创新绩效可观，且多为中小规模公司，所以本文拟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新角度出发，重新探讨企业规模对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而且相比大规模企业，小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小规模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大规模企业。

在两权分离的制度下，高管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管的决策是否理性决定着企业未来能否健康长久的发展。但是通常来讲，我国高管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而产生过度自信心理，从而做出影响企业发展的非理性决策。国有企业拥有政府保护的天然优势，高管人员大多相当于“政治人”的角色，因而他们缺乏将公司经营管理好的动机与斗志，其行为更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不同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高管会致力于企业未来的发展，积极主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在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的同时，通过向市场传递公司质量良好的信号，进而提高公司价值。结合已有研究，本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企业性质对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选取及说明

本文的研究样本取自2012—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部A股上市公司。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12）》、概念板块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的筛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要条件（企业所处行业属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细分行业之一；企业的第一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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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必须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且相应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最大），手工分类筛选了统计至2017年上半年A股上市的125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样本公司，占到上市公司总数的38.31%。按上市板块分：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分别有480家、333家和442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分别占各自板块上市企业总数的27.3%、38.5%和67.9%；按行业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529家，节能环保产业151家，新能源汽车产业75家，高端装备产业130家，生物产业95家，新能源产业124家，新材料产业151家。通过收集2012—2016年间五年相关公开信息，包括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及日常相关信息披露资料获得有关数据。然后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金融行业及 ST 类公司，获得七大行业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最终选取了2853组有效样本数据。本文从 CSMAR 数据库中获取了研究所需的企业资产总数、资产负债率、托宾 Q 值、营业收入增长率、现金流量与负债比率等，总资产净利率、管理层薪酬均来自 RESSET 数据库，高管持股数量及现金流量数据主要参照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专利数据来自于科技部数据库。 3.2 变量选择

（1）过度自信。本文使用两种方法估计高管的过度自信。第一，基于薪酬指标度量。薪酬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管自信与否，高管能力越高，薪酬越高，就越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心理。因此，本文选用企业前三名高管的总薪酬除以企业管理层的总薪酬来测度高管的过度自信，用 OC1 来表示。第二，基于股数指标度量。高管持股数量的变化也可以代表高管的自信程度。高管持股数量增加，代表高管看好企业未来的市场，认为自己所在企业会比其他企业发展更好，因而产生过度自信心理的可能性更高。因此，结合国情及数据的获取方式，本文选取高管持股数量变化率作为过度自信的另一个衡量指标，用 OC2 来表示。高管持股数量变化率大于變化率均值表示过度自信，赋值为1；其他为0。

（2）创新绩效。本文从创新产出的角度来界定创新绩效，认为创新绩效是创新活动的最终效果。在选取创新产出的代表数据时，虽然新产品利润率即新产品的销售利润与总利润的比例关系等财务数据能反映企业创新绩效，但其统计及测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专利持有情况来源可靠且能恰当反映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本文将专利作为创新绩效的代表数据。 （3）控制变量。参照已有文献关于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在解释二者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角度的关系时，综合选用企业规模、股票收益率、营业收入增长率、托宾 Q 值、企业资本结构、现金流与负债情况及公司业绩作为控制变量。另外，考虑到各企业中高管数量的差异可能会影响高管的自信程度，本文将高管人数也设为控制变量。 4 实证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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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样本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据此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的现状进行描述，以直观的数据为基础反映整体特征。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2—2016连续五年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报告，专利数量的标准差为 3.61，OC1 和 OC2 的标准差分别为 0.11和 0.50，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产出存在差异，各领域高管的过度自信情况也有所不同。每股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及总资产净利率等的标准差差异较小，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领域各大公司的企业特征无明显差异，有利于进一步分析所选用样本数据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4.2 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来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管过度自信指标、创新绩效指标及企业特征指标之间的总体关系，以及两两之间的关系，并验证各个解释变量的拟合优度和多重共线性，为下文的回归分析奠定基础。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就所选样本数据而言，两个解释变量指标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分别为0.06和0.05，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而且控制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较小，最大为0.53，说明这些变量之间的重叠度低，多重共线性弱，适合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 4.3 回归分析

（1）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

回归分析是进行一对一变量或一对多变量之间的线性或者非线性关系研究。为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对过度自信变量与企业创新绩效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由表4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检验结果来看，模型（1a）报告的是全样本下被解释变量与本文所选用的控制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的创新绩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一步的研究应予以控制。模型（1b）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检验了过度自信指标1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二者的相关系数值为0.062，对应的显著性检验 t 统计量为3.08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H1，即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管过度自信程度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创新绩效可以提高0.062个单位。模型（1c）是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采用过度自信指标2探究了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二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52，对应的显著性检验 t 统计量为3.041。这一结果同样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H1，在采用过度自信指标2衡量高管过度自信程度时，过度自信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创新绩效可以提高0.052个单位。综上，无论本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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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何种过度自信指标，均能证实假设H1的正确性，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都具有显著性，说明在探究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表现为促进作用，假设H1得到证明。 （2）企业规模与产权的调节

为从企业规模视角考察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本文基于企业总资产来衡量企业的规模大小，将所选样本公司分为大规模企业与小规模企业，并将企业规模变量作为虚拟变量，大规模企业值为1，否则为0，拟通过回归来分析两种不同规模企业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另外，考虑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对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本文将样本公司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假设 H2 和假设 H3 的回归结果报告于表5。从中可见，模型（2）中企业规模 Ln（Size） 系数显著小于0，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规模对高管过度自信具有抑制作用；模型（3a）中企业规模 Ln（Size） 系数为0.421，显著大于0，说明企业规模对创新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当高管过度自信指标OC1和企业规模指标Size同时加入模型（3b）时，企业规模与过度自信系数均表现为正向显著，二者的交叉项则体现了大规模企业与小规模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差异性，OC1*Size 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比于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证实了假设 H2。模型（4）考察了企业产权性质对高管过度自信的影响，SOE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的高管基于自身的优势更容易产生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心理；模型（5a）以产权性质为解释变量，以创新绩效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更为显著；模型（5b）引入过度自信与企业性质的交乘项，反映了国有与民营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差异性，OC1*SOE 的交乘项的系数为 -0.145，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越好，假设 H3 得到证实。以上说明，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以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为基石，在了解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后，以其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如下： （1）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表现为正相关性，这证实了假设 H1。高管过度自信是管理者自身的特质，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正处于成长期，但公司发展比较快，在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兴产业，公司的高管自我实现欲望更强，更愿意通过公司的创新绩效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其创新绩效效果也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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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得出如下结论：相比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中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如下：①小规模企业的高管相对于大规模企业而言自我膨胀现象比较严重，在我国传统文化长时间的熏陶下，基于自身高管的地位，会产生严重过度自信心理，从而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效率。②小规模企业本身的机制比较简单，高管相对自由，他们更愿意参与创新活动以获取高业绩。同时，小规模企业往来信息传递效率高，更能激励企业员工自身的创新潜能，拥有更多创新产出，进而提升创新绩效。 （3）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权角度来讲，相比于国营企业，民营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正是基于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政策支持及经济来源的不同，本文提出假设 H3，而且实证部分也检验了假设 H3 的正确性。国有企业虽然具有政府的天然“保护伞”，在各项政策及资金方面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其高管基于自己的身份地位所产生过度自信心理，并没有完全作用于企业，因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较差。不同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管更关注自身的前景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所以在相同过度自信情况下，民营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 5.2 建议

针对上述结论，为改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绩效，使其更具活力，能更好的在当前经济中发挥主导产业作用，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创新是其发展的关键要素，提高创新能力至关重要。首先，重视企业现有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加快企业已有研发成果向创新技术的转化；其次，创建企业创新服务平台，加强与科研院所和高校间的合作，根据自身需要设立研发中心，形成自主知識产权体系；此外，加大创新资金的投入，引进创新人才及创新技术，充分消化吸收并改进，形成特有的创新成果，加快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2）完善多维度评价体系，减少过度自信倾向。过度自信倾向影响高管决策的正确与否，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方向。因此，企业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成立心理服务组织，根据专业人员的诊断，及时观察和调整高管的心理状态，及早预防高管的过度自信心理；二是建立完善的过度自信评价体系，通过心理测试、决策成功率、自我认识及他人观点等，多角度测度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三是加强对非理性行为的监督，包括事前、事中及事后，减少过度自信倾向。

（3）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创新活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创新为驱动力，新常态下，企业创新绩效已成为企业创新能力考核的关键指标。在我国巨大的需求市场环境下，无论是何种性质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都应积极参与创新活动，努力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作为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发展的领头羊，更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及环境优势，主动投身企业创新项目发展，努力提高企业创新水平，进而稳步推动我国创新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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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Overconfidence， Firm Heterogeneity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Listed Companies WANG Pei，YU Lixia

（School of Busines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101，China）

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major countr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have readjusted their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one after another， and vigorously fostered emerging industries to seize the commanding height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in the future. To this end， China has also put forward plans to speed up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So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2012-2016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es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corporating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heterogeneity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novative performance，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executives' overconfidence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enterprises' heterogeneity 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non-executive overconfidence， over-confident executiv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he size of the enterprise itself can enhanc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but the promotion of small-scale enterprises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when the size play a regulatory role. Further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executive overconfidence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s different between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 private enterprise executives' overconfidence can produce mor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while the promotional effec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poor.

Keywords：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executives' overconfidence； corporate heterogeneity； innovative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