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

古文字学的历史

徐燕 2012214121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古文字学是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中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20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

按照中国传统文字学的观点﹐古文字指先秦时代的汉字。现代的文字学者多数认为秦统一后的篆文﹐即所谓小篆﹐也应该划入古文字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著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按照这种意见﹐古文字可以说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广义的古文字学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後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资料为对象﹐著重於释读这些资料﹐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认为应该称为古铭刻学。在广义的古文字学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视为重点。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著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

古文字学跟不少学科有密切关系。它跟考古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古文字资料有很多是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而且发掘记录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往往有很大用处。反过来看﹐这些资料对判断有关墓葬或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也往往能起很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器物上的铭文对研究这些器物本身也极为重要。要考释古文字或通读古文字资料﹐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举例说﹐如果不懂先秦语音﹐对先秦古文字资料里的通假现象就无法正确理解。反过来看﹐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本身﹐对研究先秦以至秦汉的语言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要研究商代语言﹐就几乎只能根据商代的古文字资料。古文字的字形对研究上古的词义和语音也有很大用处。古文字在文字学上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此外﹐古典文献学﹑古史学以至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对通读古文字资料和考释古文字也都是需要的。同时﹐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本身﹐也都能为这些学科提供重要的研究根据。在古文字学和上述各种学科之间﹐存在著明显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 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 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说文》收字的体

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於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於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

在宋代﹐由於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真宗咸平三年，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所献“史信父甗”﹐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南宋时﹐关中﹑中原等发现古铜器的主要地区先後为金﹑元佔据﹐蒐集新出土铜器的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顿﹐但由於北宋学风的影响﹐南宋前期著录﹑研究金文的风气仍相当兴盛﹐到後期就衰落了。

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时期﹐金石学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录古印的工作。这项工作宋人就开始做了。明人所编古印谱﹐如顾氏<集古印谱>﹐内容比较丰富﹐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在这一时期里﹐古文字字汇继续有人编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据前人之书辗转摹录﹐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元初杨桓《六书统》﹑明代魏校《六书精蕴》等书也都想根据早於小篆的古文字来讲六书﹐这些书“杜撰字体﹐臆造偏旁”之病甚於《六书故》﹐而见解则不及《六书故》﹐不为後人所重。

进入清代以後﹐金石学和小学復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清初闵齐伋作<六书通>﹐後由毕弘述整理刊行﹐这是兼採古文﹑印文和钟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汇﹐流传很广﹐但是内容杂乱﹐摹录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时﹐清高宗先後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

《博古图录》体例对内府所藏古铜器加以著录﹐编成《西清古鑑》﹑《宁寿鑑古》﹑《西续鑑甲编》及《乙编》4书 ﹐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从乾﹑嘉之际开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显超过前人之处。道光以後﹐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辈出﹐陈介祺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於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同时也由於小学﹑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达到了高峰。吴大澂﹑孙让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学者。

到了民国时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歷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犟了科学性。

民国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於清末﹐不过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民国时代进行的。罗氏对甲骨﹑铜器﹑金文拓本﹑玺印﹑封泥等古文字资料都有丰富的收藏。他既勤於著录﹑传布各种资料﹐也勤於研究﹑著述﹐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里﹐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殷虚书契考释》。此书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往往对通读卜辞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歷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和很多单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经考》﹑《史籀篇疏证》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文章。他认为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说法比吴大澂精确﹐此说现已成为定论。至於籀文究竟是不是战国时秦国的文字﹐古文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

罗﹑王都已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旧的金石学有所不满。罗振玉主张把金石学改为古器物学。王国维曾把前人对古铜器和铭文的研究称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还时常单独使用“古文之学”﹑“古文字之学”或“古文字学”的名称﹐可见他倾向於把金石学分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客观存在的趋势。不过从罗﹑王的研究工作来看﹐他们还未能真正摆脱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

20年代以後﹐随著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古器物学为考古学所吸收﹐古文字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且在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古文字资料的出土情况开始由盗掘和偶然发现变为科学发掘。虽然由於盗掘无法禁止﹐这种转变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进入30年代以後。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

郭沫若在20年代末﹐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开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鑑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铜器进行分国的研究﹐写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研读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对它们的某些内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辞通纂》和《殷契萃编》﹐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他在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这篇论文里﹐指出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很多“图形文字”是“国族之名号”﹐一扫过去把这类文字任意释为“子”﹑“孙”等字﹐或视为非文字的图画的谬说。

与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铜器铭文同时﹐参加殷墟发掘﹑负责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宾﹐对甲骨文也进行了分期断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里﹐全面论述了殷墟甲骨文断代的根据﹐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 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後来他还在甲骨文断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如新﹑旧派的划分等﹐这些意见引起了不少争论。

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加以探讨。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主要凭想像去考释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释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於一般文字学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时吸收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学也长期不能从一些有问题的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唐兰针对这种情况﹐在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犟调了偏

旁分析法和歷史考证法的重要性。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一部理论性著作。郭沫若﹑董作宾等人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体上属於古铭刻学的范围。唐兰则把古文字学看作文字学的分支﹐把它跟古铭刻学(他称为古器物铭学)区分了开来。不过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通过上述这几位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古文字学终於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学史分作古代﹑近代﹑现代 3段﹐也许可以把汉代到清代道咸时期划为古代﹐清代同光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划为近代﹐20世纪30年代以後划为现代。进入30年代以後﹐古文字学发展的势头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被迫中止﹐古文字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考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考古学所提供的有关知识﹐使他们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都有了增加﹐在新发现的资料里﹐有些品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有的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有的虽然在古代曾经发现过但没有实物遗留下来﹐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战国间的“盟书”﹑战国竹简以及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古文字学开闢了新的领域。一些旧领域的研究工作﹐也由於新资料的发现而有了很大进展。